论 文

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        赵鼎新

提要：本文从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出发，总结了形式模型在集体行动和为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发展及其应用前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下观点：1.经验事实与其他理论不能是形式模型的评判基础，同样形式模型也不能用来解释或预测经验现象特别是复杂的经验现象；2.评判一个形式模型的基础只能是模型的前提假设与逻辑结构，而一个形式模型重要与否，则在于该模型是否揭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以及该模型的出发点和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该理论抓住了人类活动的核心——对公共物品的普遍追求，以及决定这一追求成功与否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变量——群体规模。成功的形式模型一般都是一些对于历史上长期流传下来的成语或民间智慧的数学或逻辑总结，而绝大多数已发表的形式模型因不得此要领而流于数学游戏。

市场转型与下岗工人      谢桂华

提要：本文根据市场转型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区隔理论，主要探讨了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下岗、再就业和收入回报的影响。作者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检验了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工人就业和收入的作用，以及这些作用是如何因企业而异。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对于下岗都有决定性的作用，但未能影响工人再就业之后的收入回报。另外，在改革前影响到工人福祉的企业的所有制类型、级别和规模不再影响到工人的下岗和再就业。研究还发现，基于“系统性歧视”或“雇佣者趣味”的年龄和性别歧视可能会带来劳动力市场的新的区隔。

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      佟  新

提要：本文以国有企业Z厂的一项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为例，分析了工人集体行动的框释状况，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兼并式改革所具有的私有化性质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观念，加剧了工人对“共同体”和“家园”的留恋和集体认同。事实上，工人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留恋的、能够提供生存保障的传统国有企业的“庇护”已经逝去，但他们可能借助那个时代的文化传统来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

实质民主与形式自由

——对蔡元培民初教育思想的一种知识社会学解读       熊春文

提要: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梳理了中国传统的教育精神及其社会学基础，继而对清末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几次重大教育改革进行了再探讨。研究表明，如果以传统教育精神的根本转型为中国教育乃至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的最终标志，这一转型是在民初蔡元培那里，而非清末改革者那里实现的。蔡元培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精神的奠基人——这一观点一方面是对已有思想史研究长久以来只把清末教育改革、科举制度的废除或1919年视为中国现代教育之标志的一种补充；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了对民初蔡元培教育思想及其社会学意义的研究。

新自由发展主义与古典发展主义

——中国模式与日本模式的比较分析       高  柏

提要：与注重保护国内市场, 以自主品牌的高附加价值产品进行国际竞争的日本古典发展主义不同，中国的新古典发展主义积极地向外资开放国内市场，以廉价劳动力参加全球生产分工，并以加工贸易为主带动出口和刺激经济增长。中国发展模式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全球化新阶段的不同历史条件，而且也继承了中国鸦片战争以来对外关系方面的历史遗产。

民族志文本与“真实”叙事       陈庆德  郑  宇

提要：以“真实”为标识的传统民族志，建立在认识对象符合现实对象的预设之上。由民族志文本中存在的素材与文本相混淆的问题，以及“我”和“他”的叙事视角与聚焦、主位和客位、我性和他性等的分析，则深刻展现了叙事人必然对对象进行重构的本质特征。由此，在整体性关联中，揭示了社会无非是一系列叙事的存在，是实践中的话语使之得以表述并成为可能。而理论的真正价值，或许正在于由持续的自我批判而带来的反思性。

一座博物馆－庙宇的民族志

——论成为政治艺术的双名制      高丙中

提要：基于跨度9年的参与观察，本文采用民族志方法叙述了一个同时兼具博物馆和庙宇之名的建筑物从创意到启动再到完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学界的参与、村民的努力和政府机构的支持与通融，也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多种紧张关系在这个情境中被缓和、解决的过程。本文认为这个过程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双名制被激活并被现实地运用的文化技巧，这种技巧表现在公共事务领域就成为一种政治艺术。

“铁姑娘”再思考：中国文化革命期间的社会性别与劳动      金一虹

提要：本文主旨是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描述，分析国家动员与行政干预是如何影响女性新的劳动角色的形成。在这一历史阶段，在国家政策的干预下，逐渐形成了以女性为一级蓄水池、农民为二级蓄水池的劳动计划调节模式，只是与市场经济下的工业后备军制相比，这种蓄水池机制具有更鲜明的强制性特征。伴随于此的，是中国劳动的性别分工的“去性别化”，即形成女性不断扩大其职业领域、与男性劳动相融汇混合的特点。文化大革命时期（1968-1976年）是本文分析的重点。在这一时期，强有力的政治动员使这一“去性别化”特点达到顶峰。大庆的“男工女耕”和“铁姑娘”是这一时期推行的两种典型的性别分工模式。本文将分析这两个典型对女性劳动的影响。对被动员的中国妇女来说，新的劳动角色对她们既有正面的意义，也有负面的影响。

学术述评

职业自主性与国家干预

——西方职业社会学研究述评                                          刘思达

书    评

为什么写作社会学理论史

——读默顿“论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和体系”                                田  耕

现代性的两种形态

——解读齐格蒙特·鲍曼的《流动的现代性》                            郇建立

 学术信息

倡导专业规范，培养研究队伍，打造学术共同体

——第二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通讯

“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与政策研讨会”在北京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