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社会和谐问题需要一种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
社会学从来都把社会和谐问题作为其最重要的研究主题，只不过在其学科发展中更多地使用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社会秩序或者社会冲突这样的理论范畴。反过来，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稳定，实质上是社会整合程度和社会运行秩序的问题。社会整合程度越高，社会运行越是有序，社会本身就越是和谐稳定。当然，社会的整合与秩序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基础条件和实现逻辑，并且内在地蕴涵着不同的价值目标取向，包含着广大社会成员对社会运行状况的主观认知和认同程度。
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者构成社会的主体，但在一定社会时空里，社会行动者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受一定的社会制度影响，而社会行动者对其所处社会结构－制度情境的认知和相应的行动反过来又会引起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改变。社会的变迁发展就是这样一个辩证的过程。因此，一直以来，社会学对现实社会的分析探究，大致有两种基本视角和思路，一是社会结构－制度的视角，二是社会行动－实践的视角。在第一种视角下，根据分析是侧重于结果还是侧重于制度，在社会学上形成了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新）制度主义学派。在第二种视角下，根据分析的侧重是社会行动者的行动还是他们的社会观念和意识，又形成所谓社会行动理论传统与社会意识理论传统。无疑，分别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行动和社会意识进行探究和思考，可以获得对这些方面的深度认识。然而，当我们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把社会的整合与和谐作为一个有机统一的过程来看待时，这种认识模式就显得不够了，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提出了把这些认识视角综合起来的要求。
应该说，对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学探究，一直在追求这样的综合性。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看，任何具体的研究又总是首先要从某个理论视角或者某个具体现实社会问题切入，由此出发尝试对社会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和阐释。抽象的综合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同样倡导一种综合的研究，但这种综合不是抽象的，而是从一个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这就是社会和谐问题。这种综合也不包罗万象，而是突出与社会和谐整合密切相关的几个最重要最基本的维度，亦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和社会行动。社会结构提供社会行动空间，社会制度提供社会行动规则，社会意识主要是指社会行动者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主观认知和反映，社会行动则是社会行动者基于一定的社会意识，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空间内，在制度规则的制约和规范下，展开的具体社会行为。在这里，核心是社会行动，结构和制度构成社会行动的条件和约束，社会意识则是社会行动得以发生的动力所在。这四个维度的有机结合，将构成能够有效探究社会和谐整合的现实基础和实现逻辑的综合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社会和谐问题的社会结构维度
社会结构维度包含多个方面。如果使用所谓“广义社会”概念，则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结构性关系；而从较为狭义的角度看，在现代过程中形成的家庭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职业结构、组织结构、所有制结构、阶级阶层结构以及利益分配结构，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结构内涵。这些结构意味着不同形态和性质的社会群体的存在，同时也意味着资源配置的结构性约束条件的形成，尤其是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的形成，从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特别重视劳动分工以及由此形成的职业结构，认为现代职业结构的形成是社会整合的基础条件，在这种结构中，相同职业形成职业共同体，不同职业相互依赖，从而为社会团结奠定基础。但是，现代职业结构的这种作用的发挥要以职业位置的相对稳定以及相关职业共同体的形成为前提条件。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以及当代社群主义理论家则重视家庭对社会团结的基础作用，因为他们相信，家庭这样的社会群体是稳定价值的重要载体。
马克思主义以及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冲突理论关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或等级结构，当然，它们看到的这种结构的形成基础是不一样的。例如，德国社会学家达伦道夫强调权力关系，美国社会学家雷克斯关注利益分配关系。而马克思本人则强调财产关系，特别是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强调这种所有制结构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社会的两极分化是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深层次根源。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曾经对更广泛意义上的资源配置结构进行了分析，并且强调这种结构的合理性对社会整合和秩序的意义。但是帕森斯所说的这种合理性，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客观结构，也包括了资源配置的客观状况与人们的主观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与此不同，社会公正理论中的平均主义和罗尔斯正义论则特别重视权利和机会的配置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客观结构，尤其是弱者的保护问题。即使坚决反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平均主义和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理论，例如美国学者诺齐克的最小国家理论，也高度重视权利公平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构形成中的起点公平和过程公正。无论如何，权利和机会配置的不公正以及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过于不平等以致形成两极分化格局，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和底层社会的不满，进而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社会动荡，更遑论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
对于组织结构，这里是从公民社会理论的视角来分析的。从市民社会范畴的提出，到向公民社会范畴的转换，这一理论的核心也经历了从研究国家的基础向探讨公共权力、市场力量与公民权利之间相互关系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尤其强调公民社会组织在表达和维护公民权利、平衡市场力量以及参与政治生活以推动政治民主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的重要因素。
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是现代社会理论在探讨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时很少提及的，因为这两种结构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但在现实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它们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这不仅是因为它们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同时也对我国社会的职业结构和阶级阶层结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总的来说，社会结构的协调性对于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具有重要性。社会理论也并不否认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只要这种结构性矛盾具有可调节性，而且有调节的通道和机制，而不是对抗性的或者出现调节通道和机制缺失的状态，那么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就仍然是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各种具体的社会结构都在不同程度上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与此同时，这种结构现代化过程并未完成，各种具体结构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协调性和平衡性尚未形成，结构性的矛盾和张力还比较突出，因而可以说，社会和谐的结构基础尚待形成。
三、社会和谐问题的社会制度维度
制度对社会整合与和谐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按照帕森斯的说法，好的制度体系将把罪恶变成善良，把社会紧张变成社会稳定的源泉。我们把社会整合的这一层面称为制度整合。人类社会的制度复杂多样，以致对它的定义也是形形色色。综合各种制度分析，这里把社会制度理解为集体确定的旨在界定权利义务、确立行为边界、规范行为方式和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总和，包括各种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正式制度主要包括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福利制度、社会管理制度、基本法律制度以及相关政策；非正式规则主要包括各种传统、习惯、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
从制度整合维度来探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的整合与和谐状况，有几个基本的准则。一是协调准则或相容准则。一个社会的不同制度之间应当是相互协调相互支撑的，在逻辑上具有相容性。反过来说，如果这些制度之间在逻辑上不相容，或者在结果上偏离制度设计初衷而导致吉登斯所说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制度整合就存在问题。二是适应性准则。制度应当不是僵固的，而是有适应性，能够随着社会行动及其结构特征的变化而调整，或者能够根据新的社会需要而创新，从而适应新的变化，满足新的需要。如果制度自我僵化，就会成为社会发展、民生改进乃至社会结构调适的阻碍，成为激发社会矛盾甚至冲突的因素。三是效率准则。合理的社会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调节人们的相互关系，减少社会经济行动的不确定性，降低行动的成本，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制度不能有效达成其目标，或者制度的实施增加了行动成本甚至得不偿失，那就不仅没有效率，而且会影响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四是公平正义准则。制度要能够发挥其推动社会整合的作用，就必须得到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为此，它们本身应当具有公平公正的品质，并且能够在其运行过程中促进社会生活的公平公正。概括地说，制度公平公正准则，总体上应当体现权利平等、机会公平、程序公正和分配正义这样四个基本规定性。理论分析和社会实践都表明，本身不具备公平公正品质的制度，不能促进社会生活公平公正的制度，迟早会失去其社会正当性，最终要么制度本身被改革被放弃，要么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
1978年以来，制度改革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主旋律，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过，如果用上述四个准则来衡量，则其中还存在不少重大问题。首先，制度协调性不足，“制度悖论”现象突出。这里所说的制度悖论，首先是指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因为自身不完备而导致与制度设计初衷相违背的社会后果，这是社会矛盾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其次是指各种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由此引发的制度整合难题和社会矛盾冲突。这两种类型的制度悖论目前还比较多地存在于我国的制度体系之中。其次，制度体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适应性有明显的增强，但在不少领域滞后问题仍较严重，制度改革工作任重道远。第三，制度总体效率不断提高，但公正公平性仍然不足。
四、社会和谐问题的社会意识维度
社会意识同样包含着十分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就本文主题而言，其最重要的涵义是社会结构整合状况和社会制度整合状况在社会行动者观念中的反映，尤其是社会行动者对社会结构问题和制度问题的认知和态度。由于社会意识实际上是社会行动的动力源泉，是从社会结构－制度到社会行动的中介环节，因此，社会意识的总体状况是测量社会整合、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状况的重要维度。
国外一些社会学理论把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较好时期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归因于人们的不满意或相对剥夺感，强调社会发展提供的可能性与社会行动者个人目标达成的现实性之间的差距所形成的社会风险。这种认识具有启发性，但也是过于简单的。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并不只是各不相同的个人主观追求、预期、偏好和瞬时感受，同时还包括种种具有结构特征的社会集体意识，例如阶级阶层意识或群体意识，具有一定程度的共同性的社会态度，具有不同程度的稳定性的社会价值判断，等等，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把这些集体的、稳定的社会意识都视为社会事实。
从各种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的结果来看，对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整合、社会秩序和社会和谐最具影响力的社会意识，突出地表现为人们对自我发展机会的感受和信心，对社会利益分化格局的认知和认同，对各种影响其生活机遇和权利的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公正性的评判，对掌握社会公权力的政府的信任感以及对政府行为的满意感，对控制着社会资源配置权力的其他强势社会阶层或群体的社会态度，以及对各种超出个别阶层或群体利益的社会公共问题（如环境保护问题、公共风险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这些方面的社会意识整体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势，社会整体就会显得比较整合、和谐，尽管并不排除局部不和谐情形的发生；反过来，如果它们在整体上呈现出消极负面特征，可能就意味着社会存在矛盾甚至存在着发生社会冲突的严重风险，尽管并不是每一种消极负面的社会意识都会立即直接表现为社会冲突。因此，探究社会和谐的状况和趋势，不能不对社会意识给予高度的关注。
五、社会和谐问题的社会行动维度
社会行动者的社会行动总是最直接地表征着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程度。所谓社会行动，其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性，也就是说行动是行动者指向目标的活动。一方面，社会行动者在行动时会受到置身其中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时一般需要遵循相关的社会标准。因此，从社会行动维度来看，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足够的社会成员作为社会行动者在一定的社会结构空间中按照相应的社会制度规范行动；二是把社会行动控制在维持基本秩序所需的限度之内，达不到或者超过这种需要的过低或过度控制，都会造成社会矛盾或冲突。
然而，这两个条件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保证，在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其结果往往是引发大量的社会不满，进而在社会行动层面产生社会不和谐甚至冲突。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欧洲社会问题和矛盾显著增加，甚至表现为阶级冲突。20世纪60年代欧美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民众的权利意识广泛觉醒，学生运动、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女权运动风起云涌。90年代以来，欧美社会面临第三次重大变化，这就是全球化进程加速。国家间的利益冲突空前复杂尖锐；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生态危机空前加剧；各种新型社会风险与日俱增；国际间产业布局的调整对发达国家内部的劳动就业带来严峻挑战；发达国家的市场化和福利制度改革引发了内部分配正义危机，贫富差距重新拉大，社会矛盾也随之加剧，反全球化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等形形色色的新社会运动广泛兴起，工作场所斗争、罢工、街头骚乱等在发达国家不时发生。
一直以来，在从社会行动维度研究社会整合、秩序和稳定问题时，最受关注的是各种社会冲突行为问题。社会冲突行为在任何时候都难以避免，关键是要使其保持在社会的整合、秩序与和谐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社会冲突行为复杂多样，从其形成原因角度分析，大致有三个基本类型：一是社会发展的可能性与社会行动者个人达成自身目标的现实性之间的不一致所引发的矛盾冲突，这是一种主要基于个人原因而产生的社会冲突行为，但是当这种个人行为具有统计意义时，也会具有社会性；二是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规范变迁导致的社会失范行为，旧的规范已经失去约束力，而新的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尚在形成过程之中，此时就容易出现社会失范行为；三是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存在的利益矛盾和权利冲突导致的社会冲突行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在社会急剧转型和制度快速变革时期尤其容易产生。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急剧社会变迁和转型时期，甚至可以说，近代以来发达国家经历过的三次重大社会转型变迁，我国目前都在经历着，并且不同程度地反映在行动的层面，社会整合与和谐面临新的挑战；可能导致社会冲突行为的三种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我国社会生活之中，对我国社会整合、秩序与和谐形成严峻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