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国连续近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解读或“理解中国发展”已经不只是中国学者的事, 国外有识之士也对此感悟之谜, 秉持西方政治理念的人更感到理解中国的发展尤其困难。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与欧美国家发展过程比较在时空转换和变换相似又非相似,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特别深刻的特殊过程。解读或理解中国的发展不仅要看到GDP 增长, 还要看到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改革　中国发展　发展道路、模式

　  中国自1978 年以来已经连续近30 年高速经济增长, “理解中国发展”已经不只是中国学者的事。前英国驻香港总督、“中国通”彭定康说, 中国对他而言是个“谜”。②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也说过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是极其困难的, 秉持着西方政治理念的人更感到理解中国的发展尤其困难。中国的发展既是一个现代

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普遍过程,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和特别深刻的特殊过程。像彭定康这样的“中国通”为什么会感到中国发展是个“谜”呢? 中国近30 年的发展, 在时间和空间的特征方面, 超出了以往西方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已有的经验, 中国的经验相当的独特,用以往的经验很难去理解它, 包括像欧美汉学界和“中国通”, 都难免感到困惑和不解。

一　怎样认识中国发展

(一) 时空转换: 似曾相识不相识

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 仿佛是如西方国家或其他一些有过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曾经发生过的, 让人们感到似曾相识。但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与西方曾经发生过的现代化过程有不同的特点, 以西方现代化的经验, 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却发生了; 以为必定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却没有发生。正如瑞士银行首席经济师乔纳森·安德森所说: “对中国经济来说, 过去的十年是非常奇怪的十年。这还是一种相当保守的说法。从硬着陆到经济严重过热再到降温, 从销售廉价的低端产品转为向高端市场进军, 中国的神秘崛起———它也常常充满矛盾———激起了世界各国分析家的想像。”① 是什么使得对中国的经验很难理解呢?

注：

①　2006 年10 月11 日, 笔者应邀在剑桥大学作了题为“理解中国发展”的演讲; 2007 年1 月16 日又应邀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演讲, 但我到了奥斯汀遇上大雪, 学校停课, 未能演讲。笔者在剑桥大学演讲时听众提了不少问题, 后一演讲稿正好可以用来补充回答那些问题。回国后,对在剑桥大学的演讲稿做了补充和整理, 遂成此文。

②　英国《金融时报》2006 年4 月1 日发表彭定康的文章, 题为“中国的新谜局”; 类似的说法很多, 如, “中国的神秘崛起”, “中国非常奇怪的十年” (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2007 年3 月7 日文章, 作者瑞士银行首席经济师乔纳森·安德森,《参考消息》2007 年3 月13 日载) 。

例如,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 发生过大规模的移民。当年英国发生了圈地运动, 农民失去土地以后, 一部分人口流向本国的南部一些工业城市, 然而大量人口却是移向北美、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历史上早期的工业化国家,在它们工业化的过程中, 移民主要是国际移民。中国现在的发展, 也在大规模地移民, 往哪里移? 人口众多的四川、湖南、河南等省的人往东部沿海移, 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农民工”的流动。流动人口的规模初步算下来, 在搞乡镇企业的时候从农村转移到工业部门大约是113亿人, 而现在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有112 亿人, 两者相加在国内转移的规模是215 亿人。当年英国等工业化国家的国际移民和今天中国的国内人口转移何以区别? 国际移民, 人移出去以后, 转移过程就算完成了, 开发消耗的是北美、澳大利亚当地的资源。国内移民仍然消耗的是本国的资源, 污染的是本国的环境, 成本付出之大不可同日而语。通常的计算, 一个农民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不仅个人要付出转移成本, 城市和社会也要付出转移成本———转移到城市以后, 供水、供电、医院、道路、学校等等公共设施, 城市要有投入。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 大约每新增一个城市人口, 市政公用设施要投入10 万元; 大城市大概要6 万元;移到一个中等城市大概需4 万元; 移到小城市也要2 万元。② 平均下来, 一个人就算是5 万元, 现在已经移出215 亿人, 按照最近的统计,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现有比例是43 : 57 , 那么现在农民还有715 亿人, 最低估计, 还有315亿人(包括家庭成员) 需要转移出来, 总共累计要转移出6 亿人。以每个人5 万元计算, 6 亿移民就是30 万亿元, 这还仅仅是公用设施这一项。此外, 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还要增加社会管理、社会治安成本。越是经济发展快的地方社会治安成本增长也快, 常常高于GDP 的增长速度, 这个方面的投入绝不亚于公用设施的投入。可见, 国内移民的成本非常巨大。在中国要想完成像当年英国那样的现代化过程, 仅仅移民这一条, 现代化的成本要比英国高出许多倍。

英国的移民移到外国以后基本上落地生根,中国的农民工却是在沿海地区到处流动。据估计, 一个农民工在沿海城市平均居留时间不超过半年。在一些城市政府普遍要求企业与农民工订立用工合同, 以利于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但这项用意很好的政策却遭遇了农民工高流动性的难题, 更没想到有些农民工自己不愿意签合同。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 年的调查, 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

2817 %。③ 在广东深圳、东莞一些地方, 一些有技术的农民工因收入的差异不肯固定在一个企业里, 为获取更高的收入在不同企业间随时流动。通过上述例子, 可以知道, 发生在中国的国内移民, 不论在形式上、内容上还是在特征上, 和当年的国际移民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甚至会影响到一系列的政策。在为农民工建立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时, 会遇到难以想像的困难。到2005 年,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1318 %,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只占农民工总数的1219 % , 由于种种原因, 实际参保率可能还要低。④ 像广东农民工集中的城市, 好不容易为农民工建立了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 而一部分农民工却退保了, 这里面有好多制度上的原因: 其一、农民工因为流动性很大, 在城市之间流动, 保险难以接续、难以转移, 各个城市的保险金标准不同, 政策不同; 其二、从城市转到农村, 农村还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险制度, 无处可转。

注：

①英国《金融时报》2006 年4 月1 日发表彭定康的文章, 题为“中国的新谜局”; 类似的说法很多, 如, “中国的神秘崛起”, “中国非常奇怪的十年” (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2007 年3 月7 日文章, 作者瑞士银行首席经济师乔纳

森·安德森,《参考消息》2007 年3 月13 日载) 。

②建设部调研组: 《农民工进城对城市建设提出的新要求》,载于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版。

③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版。

④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版, 第81 页。

由此可见,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人口转移和流动, 与当年西方历史上的情况相比, 不仅付出的成本高得多, 而且表面相似实质相异。

再如, 中国现在经济的发展, 很大程度上是靠经济规模的扩张, 基本情况是产业过度地集中在加工业, 而人员素质, 技术水平, 各方面条件决定了只能先从低端产品做起, 造打火机, 做服装, 做鞋等。因这方面的产能极强,一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迅速占到了相当大的份额。现在, 欧美又是指责, 又是设限, 要制裁中国。在中国当初申请加入WTO 的时候, 欧美等国如何“教导”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一定要遵循自由贸易的原则, 当初一条一条要求中国如何去承诺, 资金要自由流动, 商品要自由流通,不许设防。中国按WTO 原则好不容易使一些产业发展起来了, 多做点鞋和纺织品, 稍微触动一点欧美的利益, 其实本来是两利的, 欧美就受不了, 就来“设限”中国。所谓“自由贸易”的精神、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不知跑到何处了?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发展困境, 其基本条件、国际环境不同于当年英、法、德、美以及后来的日本这样一些国家; 可以说, 在形式上都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 都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但是在时间、空间特征上不一样; 表面上看来与西方曾经发生过的过程似曾相识, 实质上却有很大不同, 时空转换了, 带来了巨大的差异。

(二) 时空改换: 道是平凡却不凡

要理解中国发展, 必须理解中国农民。中国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 而农业总产值在GDP 中的比重却快速下降, 由改革开放初期占GDP 的50 %以上下降为现在只占百分之十几。那些眼睛只盯着GDP 的人只看到资本的作用、科技的作用、企业家的作用, 却忽视农民的作用。而对中国当代的快速工业化,快速城市化, GDP 的增长乃至外贸的发展, 农民, 特别是农民工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中国历史上, 农民一直是革命和建设的主角,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 邓小平也强调中国现代化主要是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理解中国发展, 离不开理解中国农民。所谓中国发展的奥秘, 主要体现在农民的伟大创造之中。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新高潮就是乡镇工业的兴起。所谓乡镇工业就是农民在自己的村庄里、乡镇里创办的工业企业。这些农民没有进过工厂, 甚至没有见过工厂, 居然能够成功地创造出富有活力的企业组织。在20 世纪80 年代短短几年时间,数以百万计的乡镇企业在全国农村星罗棋布,113 亿农民转入工业产业, 到90 年代初, 乡镇企业的产值已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

农民的第二个伟大贡献是推动中国的城市化。20 世纪90 年代以来, 又有1 亿多农民进城务工, 他们以农民的身份从事第二、三产业。在建筑业目前的从业人员中, 农民工占8217 %;在宾馆、饭店和其他服务行业, 农民工约占80 %。① 在轻工业和重、化工业, 农民工也是工人队伍的主体。农民工对城市化的贡献, 更主要的是在于: 他们推动中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 但是如此快速的城市化却没有像巴西等拉美国家那样造成严重的“城市病”。其中的奥妙在哪里? 当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上千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时, 很多人担心进城务工的农民会抢了城市职工的岗位, 加剧城市失业问题, 事实上农民工所从事的大多是城里人不愿干的重活、脏活, 报酬又低, 恰好满足了城市发展的需要, 并没有造成城市失业率的提高。农民工如果进城找不到工作或者失业了, 怎么办? 有一项政策起了很好的作用, 就是进城农民工可以保留他们在农村承包的耕地, 他们能进能退, 随时可以返乡, 随时可以再进城。1 亿多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 是中国的一大景观。另一项政策就是城市郊区不许私搭乱建, 农民工只能租用城市居民和城郊农民的自有住房, 这样就即提高了部分城市居民和城郊农民的收入, 也避免出现贫民窟。这也是农民

工作出的一个贡献。

注：

① 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编: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 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 年版, 第319 页。

由于上述原因, 虽然农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明显下降, 但农民工乃至中国农民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却很大。这有两个原因: 一是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 而又很少享受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 这就使他们创造的财富以比城里人大得多的比例交给了城市, 转化为财政收入。陆学艺教授依据2001 年的统计数据, 对农民工的贡献作了粗略的估计: 当年,全国共有36512 万人为第二、三产业职工, 第

二、三产业共创造81903 亿元GDP , 平均每个职工创造的GDP 为22431 元。以平均数计, 每个农民工在城市创造了22431 元的GDP。而2001 年农民工的平均工资, 全国没有统计,2001 年深圳市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为588 元, 一年是7056 元, 加上一些额外的奖金等收入, 农民工的平均年收入为8000 元, 那么一个农民工一年就为城市创造了22431 元- 8000 元= 14431元的财富。2001 年全国有9460 万农民工, 当年农民工为城市创造了13652 亿元的财富。相当于当年第一产业增加值15411 亿元的89 %。陆教授认为, 这是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等用农民工多的城市发展得快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农民工创造的财富除本人所得以外, 一部分为雇主所得, 一部分转化为财政收入。虽然农民工平均创造的价值不比城里人高, 但他们的工资收入只相当于城里人的1/ 3 —1/ 2 , 再考虑到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差别, 农民工的平均收入不及城市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

中国农民对现代化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低价出让土地。农民从土地出让金中获得的比例相当低, 大部分为土地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得,东部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从土地开发中获得的收入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40 %。美国人觉得中国商品便宜, 主要原因是农民工的工资收入低。工资低, 有政府保护不力的问题, 也有雇主故意压低成本、攫取超额利润的问题。但也有市场机制的正常作用的问题, 那就是中国农民工太多, 虽然这两年也发生了所谓“民工荒”, 但总体上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还是过剩。欧美等国的人们享受的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 主要是农民工的贡献, 而且主要是在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企业打工的农民工的贡献。我们在国内反对歧视农民工, 也应该反对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农民工的国际歧视。欧美等国的消费者不能一方面享受中国的低价产品, 一方面又与中国打贸易战, 甚至鼓吹“中国威胁论”, 用低端产品如服装、鞋帽、儿童玩具怎么可能去威胁拥有航母战斗群的美国呢?

概而言之, 理解了中国农民特别是几亿“农民工”, 大概可以解开“中国之谜”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理解有7000 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 又可以解开“中国之谜”的重要部分;其他所有相关因素, 对于解开“中国之谜”也有不同的意义。当然这只是说它们与解开“中国之谜”的关联度, 不是精确评价它们的贡献度。只有了解了中国农民特别是“农民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轨迹, 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作用, 才能在较大程度上了解中国“奇迹”何以发生。换言之, 如果不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 不理解中国农民特别是几亿“农民工”, 其他关于中国的事情知道得再多,也不足以解开“中国之谜”。

(三) 时空变换: 文武之道在于度

要理解中国发展, 就要理解中国内部差距的时间和空间意义。尽管我们这里只讲了中国农民工, 但中国发展的奥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农民工身上。而且, 农民工的故事之所以发生, 也与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内部差距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 就不会形成那么大的拉力和推力, 促使那么多青年农民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在中国历来有之, 但改革开放以来, 这些差距迅速拉大。差距对于发展, 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改革开放前期扩大差距, 激发了社会发展的活力, 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 克服差距过大造成的消极影响, 也会形成新的发展动力。这就是社会差距对于社会发展的空间意义。

注：

① 陆学艺:《调整城乡关系, 解决好农村、农民问题》, 《2005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版。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对于克服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虽然提出到一定时候要解决“共同富裕”的问题, 但还是要以拉开差距为前提。将近30 年间, 人均收入差距迅速拉大, 基尼系数从20 世纪80 年代初的013 左右提高到现在的0146 , 在世界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0 世纪80 年代的2 ∶1 扩大到现在的312 ∶1 , 再加上城里人享受的各种补贴, 实际差距可能达到5 ∶1 或6∶1 。地区差距也达到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社会差距过大, 导致社会矛盾增多, 影响社会安定。现在提出缩小差距、走向和谐, 表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更高阶段。

古人云: 文武之道, 一张一弛。拉开差距可以促进发展, 缩小差距也可以在新的阶段促进发展。如果在同一时间空间内, 又要拉开差距, 又要缩小差距, 是不可能的, 是相互矛盾的。但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内, 拉开差距和缩小差距不仅不矛盾, 还是相互一致的、相辅相成的。正像拉弓射箭一样, 先拉开弓, 再放开弦, 就完成了一个射箭过程。对于理解中国发展来说, 这个内部差距包含很多奥秘。还在

中国内部差距开始拉大时, 就有人预言中国要走向“崩溃”; 现在中国要缩小差距了, 还是有人不理解, 断言中国会很快“崩溃”。事实证明, 中国在前一阶段不断拉大差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