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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童年——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
王开玉
 
 

       新华社信息合肥1月17日电(记者杨玉华)“在同一片蓝天下成长,童年的经历却大不一样。”记者从安徽省社科院获悉,由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开玉主持完成的一项对安徽九个农民工流出县及安徽、浙江、江苏四个农民工流入市的调查显示,当前农民工子女正分化为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两部分,他们的生活状态与教育状况不容乐观,存在生活质量低、居住环境差、心理不健康、家庭与社会教育缺失、教育负担重等问题。


  专家呼吁,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亟须各级政府强化责任,社会各界投入更多关爱和支持,尽快建立制度化的解决办法,确保农民工子女能和城里孩子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


  自2005年5月起,王开玉及其同事先后对安徽肥东、肥西、凤台、舒城等9个农民工流出地和浙江省宁波市、江苏省无锡市、安徽省合肥市、芜湖市等4个农民工流入地进行调查。对100余名农民工子女及其家长和教育人士进行走访,最终形成了一份40余万字的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1.2亿,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近2000万,留在农村的农民工子女更多。目前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子女生活状态分为两种:一种是迫于城市生活消费的高昂,将孩子留在村庄,或由祖父母监管,或寄宿其他亲戚,通常被称为“留守儿童”;另一种是为了更好照顾孩子,让孩子跟在父母身边在城市里不停地辗转流动,通常称之为“流动儿童”。


  王开玉说,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在这两种家庭模式下成长的儿童都面临着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必须高度关注的群体。


  --留守儿童:陷入情感缺失 


  留守儿童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陷入情感缺失,家庭教育贫乏。通过对安徽九个农民工流出地留守儿童的调查,90%多的孩子都希望在父母身边,100%的孩子羡慕有父母相伴的同龄人。一位六年级的男孩说,“自己想爸爸妈妈时会流泪,当看到其他孩子有爸爸妈妈牵手逛街时自己会很难受。”


  由于长期缺乏父母关爱,一些留守儿童心理缺乏稳定感,主要体现在缺乏自信心、情绪不稳定、逆反心理、人际关系等方面。调查发现,留守儿童的心理不健康比例要明显高于其他儿童,90%的留守儿童在遇到不开心时会选择独处,仅有10%的儿童会选择去邻居家找朋友倾诉;20%的儿童会大发脾气,甚至摔东西,这表明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管束,表现出冲动、好怒、焦虑、自闭等不良的心理特征,若不能得到合理引导,很可能产生不良的后果。


  由于父母不在身边,这些孩子一般由爷爷奶奶或亲戚朋友照顾。爷爷奶奶年老体衰且文化程度不高,难以承担对孩子的教育责任。托付给叔婶姑舅亲戚朋友的,也只能照顾孩子生活起居,无法了解他们的学习,对心理和精神的需求关注较少。无人监护的留守儿童更是处于家庭教育缺失的状态。


  目前看,学校只承担文化课的知识教育与传授,对留守孩子这个特殊群体教育中应扮演的“补位”教育角色没有充分认识。肥西县高刘乡一位留守儿童在接受调查时表示,他很希望学校老师能多辅导他们学习,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困难。


  农村留守儿童除了学校文化课教育外,出了校门几乎就无人管,社区教育处于空白。不少孩子说,他们课余的娱乐方式就是在村里与伙伴玩耍,他们的娱乐项目和地点没人关注。


  --流动儿童:缺乏城市认同


  在对流动儿童的走访发现,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子女同样面临一系列问题。一是生活质量差、居住环境恶劣。从流动人口的家庭经济收入状况看,有1/3的家庭处于城市贫困人群的范围内。流动儿童大多随父母租住在简易房里,不仅面积小、生活不便,房屋的卫生条件也差。


  家庭教育不充分、教育负担重。外出务工农民工大部分工作比较辛苦,从事体力劳动,在时间上并不宽裕,没有充足的时间照顾孩子,互相沟通少,大部分孩子认为他们的父母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理想是什么。农民工对子女成长的影响、价值观的确立、知识的接受等引导不足。


  流动儿童在城市就学门槛高、教育负担重。虽然不少城市开始把农民工子弟当作城市新市民,但由于户籍管理、流动工作等因素影响,城市接收流动儿童的门槛依然较高。安徽省舒城县张母桥镇有1300多人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打工,带走学龄儿童1000人以上。经过对该镇的调查发现,打工子女接受教育存在诸多困难:教材不统一、当地学校不愿意接收、打工子女就地入学收费太高,打工者的经济能力承受不起。一些流动儿童到城市学校就读,往往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歧视。


  跟随父母进城的流动儿童面对陌生环境,普遍心理压力大,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孤独感,而且不能充分享受城市的社会教育场所和儿童娱乐场。由于父母工作忙碌,他们大多只能选择呆在家中,或者看电视或者看书。


  --农民工子女教育须系统解决


  王开玉分析认为,农民工子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农民工群体社会边缘化状态的折射,单靠他们自身力量无法控制,也不能改变,需要国家、家庭、学校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建立制度化的系统解决办法,尽快帮助他们从边缘化状态解脱出来,让他们的子女能健康茁壮成长。


  王开玉建议,各级政府应强化责任,完善政策制度,保护农民工子女的各项权利。各级政府应加大各项投入,给予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入学教育的专项政策和投资,扩大公办学校的数量和接收能力,引导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从而让其与城市孩子一样共享教育资源。


  王开玉认为,只有国家给予农民工阶层及其子女以制度化的保障,才是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的根本所在,才可能保障农民子女享受与城里孩子一样的权利。


  其次,创新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办法,加强社区保护。如推广“代管”家长和寄宿学校,建立流入地农民工子女学校等办法,因地制宜解决农民工子女问题。在农村社区建设还未完善的现实基础上,整合一切社会资源,县、乡、镇、村委会应帮助减轻农民工子女的劳动负担,并对他们的安全提供保障措施。对外出家长长期不回的贫困农民工子女提供经济补助。同时发挥“关工委”、共青团、学校等方面的作用,培育社工和志愿者队伍,组织他们与农民工子女交朋友,让富有爱心、有责任心的成年人引导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共同为农民工子女创造良好的生活教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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