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早在一百多年前，西方国家已经重视社区的作用，并提出各种各样的社区理论，特别在上世纪，社区得到了很快的发展；早在上世纪30年代，我国已经将英文的Community这个名词译成“社区”，当时的社会学家已经在我国进行社区研究和社区建设，比如梁漱溟在山东、李景汉在河北，力图重建农村社区。但是在高度计划体制时代，我国不再提社区了，改革开放重新催生了社区空间，即一个相对完整和独立的地域性社会生活单位，它给生活其内的人们提供交往和互动场所，给人们提供便利的生活和一定的区域归属感。

        开始于上世纪80年的改革开放，给我国带来全方位的、多层面的变化，社会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人们的自主活动舞台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前，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是由政府或相当于政府的组织安排和计划的。在农村，是生产队、大队和人民公社组织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村民几乎没有任何自主权的，连出门也得请假，需要公社出具证明，否则的话是非法的，要受到惩罚的。而今，农民不仅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而且还可以自由地外出务工经商，全国上亿农民外出就业。在城市，也是如此，改革前人们生活在单位里，城市居民都是有一定单位身份的，一个人的命运被紧紧地束缚在单位里，在单位里工作，没有工作的人也就没有单位，没有单位也就没有工作，而且在一个单位里工作后不能随便调动，个人是没有权力提出调动的，即使提出来，也是不可能被批准的，因为每个人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就得无条件地为国家工作，而单位就代表国家来管理每个人的工作。不仅如此，一个的生活也是要单位安排，结婚和离婚、孩子上学、上医院等需要单位开证明，而且所有其他生活也受单位管理和影响，单位定期给每个人做思想工作，还对每个人进行思想品德的鉴定，积极参与家庭纠纷的调解等等。一个人失去了单位，也就失去了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可是，现在就不同了，人们有选择职业的权利和自由，不但单位可以选择你，你也可以选择单位，而且在单位之外还有更大的就业空间，除了原先的单位外，还可以到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部门工作，同时原先的那些单位也在人事制度上进行了改革，更多的引进市场机制，从这个单位调到那个单位，从单位内调到单位外，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合同制的实行，将就业关系契约化、规范化，界定了单位和就业者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规范了就业市场。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原先由单位控制的所有福利资源和其他生活资源也从市场上可以获得，比如住房改革、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改革等等，人们不一定单纯地依靠单位的供应了，像住房，单位已经停止免费供应（福利分房）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单位的依赖大大减弱，单位对个人的影响也在减少。人们已经从原先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了。

        这样的变化，也给我国提出了社会重构的问题。那套依托单位的整合机制渐渐失效了，外来人口增加，城市改造步伐加快，经济条件改善，居民的居住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位大院的居住结构在衰落，更开放性的居住方式在兴起，在这种方式中，居民不是来自一个单位，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甚至不同地方，彼此原本没有任何亲近性的关系，现在居住一个院落内，甚至隔壁房间，但是却叫不上名字，也不来往，路上碰到或者点点头，有的甚至根本不打招呼，缺乏一种亲密的“我们自己人”的认同感。那么怎么给变化了的城市社会和居民提供一个合作、互动、生活便利和亲切感的整合场所呢？由此，社区建设问题就浮现出台面。在我国，社区建设已经成为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适应现代化变迁、整合社会的大问题。

         二、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社区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伴随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早在1887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F.)就发表了有关社区研究的著作，叫《社区与社会》，由此奠定了社区研究基础，“社区”一词由此流行开来了，社区研究在西方国家受到很大的重视，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应对、纠正和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人情失落等社会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把社区研究推向高潮，指出，社区的空间秩序是通过优势、隔离、非人情化竞争和演替等“自然”过程才得以形成的，其中经济竞争在总体上支配着城市空间组织的构造，而文化因素或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则会影响城市空间组织的微观结构，把现代的市场竞争引入了社区之中，他们认为这种竞争是城市社区在发展过程中避免不了，但是这种竞争并不是与社区的自我发展相矛盾，甚至相反，却能强化社区的生活功能体系。在芝加哥学者帕克看来，社区是竞争的结果，竞争使强者占据城市有利的区位社区，而使弱者退居到区位差的社区，由于不同社区生活着不同阶层和地位的人，于是就形成不同特质的社区，社区的多样性就由此而生，比如就有富人社区和穷人社区之分。这些理论对后来的社区研究带来很大的影响。

        20世纪是一个城市化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西方国家实现了城市化，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城市化的发展，并没有促使社区的消失，反而带动社区的飞跃发展。人们看到，与城市化相伴随的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比如城市暴力、贫民窟等，这些问题都是发生在城市社区内部，需要通过发展社区内部机制加以解决。一般来说，一个社区内部存在的问题多少与该社区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完善的社区机制、良好的社区设施是解决社区问题的重要保证条件。社区发展的好坏，最能表明能否直接体现以人为本的新的人类发展观和思路，因为社区是人们生活中除家庭之外最直接接触的生活范围，社区是为了满足人的生活需求而出现的，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当然首先要直接关照人的生活需求，经济发展必须要考虑是否提高了人的生活质量，是否关照到子孙后代的福祉等问题。所以，各国非常重视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因为社区是最能体现以人为本价值观的载体，同时社区也是调节和维续社会秩序的最基层社会单位。

        我国社区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重新起步，不论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对策研究上，不仅落后于世界水平，而且也不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适应我国现代化进程。 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面对国家进一步开放，面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多样性要求，社区建设究竟怎么搞，不是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研究问题。如何借鉴国外的理论和社区建设经验，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需要对社区建设进行深入、广泛的调查和研究。我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国情，又处在快速的变迁过程，我国社区建设研究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而且将会对世界社区研究提出很多有创新的观点、思想和理论。

        三、研究重点与思路

        本课题在分析和总结国外社区理论和社区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入地调查和探讨我国社区建设，从而提出我国社区建设理论和决策建议。本研究以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为主，吸收生态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开展理论创新和应用研究相并举。

        1、国外社区理论和社区建设经验剖析。国外学术界已经提出各种各样的社区理论，并在实践中得到很广泛的应用和发展，这对我国社区研究和发展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我们的研究不应该忽略了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超越它们，有所创新。

        2、现代化建设对社区建设的要求和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的成就，但是存在一个很严重的偏差，偏重经济建设，而较少地注意社会发展，而社区建设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里着重探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与社区建设的关系。

        3、我国社区建设进程和具体涵义

        我国社区建设虽然起步晚，但是在最近几年，不少城市渐渐地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也走了一些弯路。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对社区建设的涵义不是很清楚，因此出现社区建设定位、建设主体不明确等问题。本课题对各地社区建设的进程和经验教训进行实证调查，然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4、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