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对北京的“浙江村”进行了初步调查和研究之后，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些理论问题：一个流动、开放的现代社会（包括大社会和小社会）究竟如何适应人口流动和迁移？北京的“浙江村”的生成和发展及其面临的融入困境在其他现代社会是否有着一定的普遍性？我们能否顺着温州人群体在其他国家的移民和融入行为，来寻思全球化过程中一体化与社会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建构问题呢？于是，我们就有了对海外温州人如何融入当地社会这一问题进行比较研究的计划，并从去年9月开始付诸实施。我们首先调查和研究的是在巴黎的温州人，历时4个月。本文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
一、法国移民背景、法国的华人和温州人：移民历史和传统
当今世界的人口分布，不是有史以来就这样的，从15世纪新大陆发现以来，“世界人口在国际间的迁移流动，经历了五个大的阶段和三次大的浪潮”。[3]这三次大的移民浪潮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是越靠近当代，人口迁移和流动越频繁，其中有两次移民大浪潮分别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世纪中期。其次，本世纪以来，国际人口迁移和流动从以前从宗主国向殖民地迁移的流动方向开始逆转，变成了从旧殖民地国、附属国向宗主国的迁移；从原先从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的流动改变为从后者向前者的流动；欧洲从原先的净迁出地区变成了净迁入地区，而拉美则从净迁入地区变成了净迁出地区。再次，国际移民和流动方式从被迫转（如因贩奴、政治和宗教迫害而背井离乡）向主动。本世纪成了国际移民“奔向西方”的时代，由此而生的移民问题长时间地困扰着西方各国政府和政界。法国也不例外，它在西方国家当中是仅次于美国的一个移民大国，在本世纪30年代，法国的外国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曾经高于美国。当今的法国有1400万的人口或是移民（大约是400万），或是移民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他们占法国5700多万人口的四分之一。[4]
1968年前，法国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周边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和波兰等。他们中既有为了谋个更好的职业，又有为了躲避战争和政治迫害。他们在法国从事采煤、炼钢、纺织、农业生产和矿业采掘活动。与此同时有一些移民来自法国的非周边欧洲国家：如20年代一些亚美尼亚人为躲避土尔其煽动的种族杀戮战争而逃到法国，与此同时，10万俄罗斯人因敌视苏联的布维什维克革命而流入法国，再加上４万多犹太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因逃避沙皇帝国的统治而离开俄罗斯，定居法国；30年代大约有10万犹太人为躲避纳粹统治，从东欧和德国流浪到法国。从40年代中期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来自法国在非洲和亚洲的一些前殖民地国家，如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以及非洲西部的一些国家等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从1946年开始，在法国，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移民数量逐渐减少，从89%下降到1990年的39%，而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移民比例则从1946年的２％增加到1982年的39%，[5]目前他们成了法国最大的移民人群。法国的亚洲移民主要来自东南亚各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和中国等国家。70年代中后期，东南亚国家的动荡使10多万东南亚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华人）逃难到法国，成为有史以来亚洲人移居法国人数最多的一次。从80年代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特别是华人移入法国。目前，在法国的华人华侨多达30多万，虽然在法国庞大的移民人口中，仅仅是一个小数目，但是黄皮肤黑头发这种明显与众不同的形体特征以及近年来华人华侨的显著增加（以及法国集中了欧洲100多万华人华侨的近三分之一），却颇引人瞩目，尤以来自温州的华人华侨增加之速，居法国华人华侨中人数之首（据估计有13万之多），在法国产生了一种温州现象，更引起法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其他国家的移民相比，从中国大陆移居法国的大多数华人华侨有着这样一些特点：他们既不是作为战争或政治难民进入法国，又不是凭着与法国有着殖民宗主国的关系和地域相近性的条件来到法国，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在法国获得合法化的难度，因此他们在法国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方面远不如其他移民，更多的是在经济领域反而比同期进法国并同法国有着亲近的社会政治文化关系的其他许多移民有更好的表现。而在华人华侨中温州人又具有一些明显的独特性。
1702年，福建莆田人黄加略移居法国，成了有史记载的第一个法国华人。[6]从他之后，一直到上世纪末，移居法国的中国人相当少见。本世纪开始，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大批中国人来到法国，从他们的身份来看，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赴法求学者，他们主要到法国勤工俭学，其中有一部分人就定居在法国。另一类是战争劳工，属于在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法政府为弥补战争失利造成的兵源和劳工短缺而同中国北洋政府签订了劳工协议，由此从中国招募来的14万华工，战争争结束后，有3千多人留下来，定居法国。再一类是从20年代末和30年代涌向法国淘金的中国人，他们纯属经济移民，人数并不少。二战期间以及到60年代初之前，移居法国的中国人很少。到目前，就法国华人华侨的流入身份来看，主要也有三类，分别是以留学生或访问学者身份移民法国、以探亲的身份移民法国和偷渡移民法国。
法国华人中有不少是温州人，他们移民法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本世纪20年代。他们中几乎没人是通过勤工俭学来到法国的，绝大多数或是作为14万劳工的成员来法国，或是为了到海外谋生经商而进法国。[7]他们主要是通过两条路线进入法国：一条是穿越西伯利亚和欧洲大陆而到法国的。三十年代，许多青田人凭着擅长石雕的技能，慢无目的地沿路边走边雕刻边销售小猴子之类的小玩意，以此谋生。一路走来，需要花费二、三年时间，才到法国，发现法国这个地方还不错，就不再继续往前走了。另一条就是海路。当时一些温州人坐船到了上海，然后花钱买个护照和船票，坐外国人的客船，横渡南中国海、印度洋和地中海，或在法国的马赛登岸，或先在意大利上岸，再偷渡到法国。与前一路线相比，这一路费时少得多，需要个把月。
早期到法国的绝大多数温州人中，现在还健在的人为数不多了。RYS、CXP和XZZ分别于1933年、1933年和1936年到法国，现年分别有94、89和84岁，他们对往事还记忆犹新。据他们回忆，这批人基本上是结伴来法国，凭借老乡彼此的相互帮助，从小商小贩干起，然后开店或办工场；起初并不懂法语，后来也不很懂；本来不想定居法国，只想赚钱回家置地当地主，后来因战争而滞留法国，以至与法国人结婚，生儿育女。
30年代末到50年代，移居法国的中国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国民党成员因大陆失守，未去台湾，而移居到法国，其中有一些人是青田人，主要是些陈诚部下低级官员和士兵。1964年法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从此中国与法国的交往开始增加，移居法国的华人逐渐增多，其中温州人占了很大比例。50年代有少数温州人先是从大陆移居香港，于60年代后期因担心大陆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波及香港，而转迁到法国。60年代与70年还有一些直接从温州移民法国的温州人，数量不多。据许多温州老移民和一些法国人士的介绍，80年代前，法国的温州人只有上千人的样子，进入80年代大量温州人开始进入法国，特别是90年代，来法的温州人越来越多，尽管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是综合巴黎温州人协会和法国内政部的估计，我们估计巴黎温州人有13万人左右。
二、调查研究方法
巴黎的温州人聚集区相当大，不过与北京的“浙江村”一样，究竟有多少温州人，谁也说不清，法国政府有关管理部门都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它们估计巴黎大约有6到10万温州人。这里的原因是绝大多数温州人偷渡到法国，与北京的许多温州人一样处于非法状态[8]（尽管这两种非法状态的性质明显不同），即使法国统计部门想获得非法移民的确切数据，也做不到。由于温州人的总量不清楚，我们无法采用严格的问卷抽样调查方法（当然这一方法并不是没有缺陷）。与此同时，我们主要关注温州移民如何融入法国社会这个问题。融入是一个动态的调适过程，与融合这个概念有很大的差别：融合是从最终状况来判断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而融入不关注最终状况，没有一个明确的矢量，只关注过程本身。邵伟（Alfred Sauvy,1966）认为，外国移民在接受国的融合要经历定居（settle-ment）、适应（adaptation）和完全同化（total assimilation）三个阶段[9]。我们觉得，目前还没有一个完全同化的国际移民模式，因此何为完全同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以说清，所以我们更关注从移民进入、定居到适应这个过程，把这个过程称之为融入。这个角度更适合于对巴黎的温州人的调查研究，由于在巴黎的大多数温州人是从80年代之后进入法国的，尽管有少数人到法国已经有60多年历史，但是还不能代表整个温州人群体的融合情况，所以现在从最终状态角度来探讨他们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为时过早，还需要更长的时间观察和研究，这里我们更关注他们的过去和现状，因此把我们的研究重点锁定在他们的融入上。融入表现在温州移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和事件上，对这些的把握和理解，也难以通过问卷抽样调查来实现。
我们更偏重于采用参与观察法、个案访谈法和网络跟踪法。我们力图通过参与观察法，来把握和了解巴黎温州人的日常生活行动，用个案访谈来认识被调查者的生活史、日常活动以及思想观念，借用网络跟踪法来理清被调查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寻找被调查者。在巴黎，温州人主要集中在三区的Rue du Temple（庙街）和 Rue Beaubourg之间的几条小街、十一区的Boulevard Voltaire（伏尔泰街）、十九区和十一区及二十区交界的Boulevard de Belleville（美丽城）和十八区的Rue de la Chapelle，其中在庙街和美丽城一带最为集中。尽管巴黎的温州人数量不少，相当于西方国家的一个小城市人数，但是他们由于居住和工作比较集中，形成了一个熟悉的社会圈子和社区。这为我们的参与观察、个案访谈和网络跟踪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或切入点，就能较好地了解他们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能按严格的抽样规则进行调查的不足。在此次调查过程中，我们中的一人借住在一个温州人家里（用温州人的话说，是在一家温州人那里搭铺），与他们同吃同住，周围的邻里大部分是温州人，共有11家，其中5家是工场兼住户。另外我们根据温州人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范围，分别在庙街、Rue Beaubourg、十区和美丽城4个地方建立了5个观察点，它们分别是点心店、皮包制作和生产工场、旅游纪念品销售店、华侨俱乐部和进出口公司，每周我们至少要去一次，每次都要呆上3、4个小时，有的观察点我们每周去3、4次，对他们的生产经营、交往行为和社会关系网络进行观察，由此渐渐地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对他们中的一些人进行家访和观察。我们接触、观察和调查过的温州人不下300来人，并重点跟踪观察和访谈了70位不同年龄、不同行业、不同身份、来自温州不同县市和有着不同的来法时间等方面的温州人。他们中大多数人（占70%）目前的年龄在36岁到55岁之间；绝大部分人（88.6%）是70年代以后来法国的，其中有人刚来法国不到一个月，也有人在法国生活了66年；来法的年龄绝大多数（占85.7%）在17岁到45岁之间；主要来自温州的瑞安市丽岙镇、文成县玉壶镇、永嘉县七都镇和桥头镇、温州市区和丽水地区青田县（50年代青田县属于温州管辖），其中农村人口占77.1%；他们的经营活动集中在皮包业（32.9%）、餐饮业（30%）、制衣业和皮包首饰进出口（各占8.5%），还有人经营杂货、室内装修、金首饰品等；70人当中有30人是老板，占42.8%。尽管在这70人中没有包括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但是我们专门调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在对他们父母进行访谈的同时就要采访他们，我们还到学校去采访，只是他们没有进入粗略的统计范围而已，而且我们的统计只能作参考使用，不具有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但是它基本上能反映巴黎温州人的总体情况。
三、巴黎温州人的移民方式和合法化进程
尽管温州人移居法国已有80多年历史，但是，到现在他们中大多还属于第一代移民[10]。除中法关系和法国移民政策等其他因素外，这与巴黎温州人的移民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先是男性单身偷渡到巴黎，在那里站住脚后，把亲属或亲戚分批、分期地带到法国。这是一种“滚雪球”式移民：开始移民人数很少，随着时间推移，人数越来越多。1978年以后，中国逐渐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大量温州人利用随亲带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法国。
自从有国际移民现象以来，移民就有了合法和非法之分。就巴黎温州人的移民情况而言，还是以非法方式为主：在早期（主要是本世纪前40年），除了应招参加14万战时劳工而后合法留在法国的以外，其他都是偷渡到法国的。后来由于战争和中法关系不正常，温州人移居法国的过程一度中断了20多年，60年代中后期又恢复，到70年代末，一些温州人在法国的亲戚帮助下以输入劳工的身份合法地进入法国，这个时期基本上不存在偷渡现象，但是当时由于中国国内对出国审批的控制很严，因此移居法国的温州人数量很有限。
80年代以后，大量温州人涌入法国，既有通过合法的途径，又有非法的渠道和方式，当然更多的人还是采用非法的方式。在我们重点访谈的70人中有46位是1980年后到法国，其中有34位都是偷渡进法国的，占73.9%。
这个时期的偷渡办法主要有三种：
先是由在法国的亲戚朋友出具经济担保书和信函，邀请国内的人到法国旅游，到法国后滞留不归，但是，法国政府很快就发现了这一变相偷渡，就采取控制措施。
另一种办法就是通过蛇头的帮助进入法国。这是一种有偿偷渡，蛇头的要价是这样的：80年代的价格是8万左右人民币，90年代初升到10万左右人民币，现在又涨到12万多人民币，这笔钱包括偷渡者的路费和路上生活住宿费。偷渡者的亲戚或朋友先帮他交给蛇头2万左右人民币，作为定金，蛇头把偷渡者带到法国后，会打电话通知偷渡者的亲戚或朋友，要求他或他的亲戚或朋友交完钱后，才把他交给他的亲戚或朋友。一般来说，这笔费用是偷渡者自己承担的。
还有少数人利用去别国旅游或经商，再转道法国。这种方法使一些在法国没有亲缘关系的温州人得以进入法国。
由于大多数温州人非法进入法国，就面临着合法化问题，争取合法化，是他们融入当地社会的第一步。尽管法国对移民的限制是很严的，但并不绝对排斥移民进入，同时多党民主政治也给移民争取合法化提供了可利用的政治资源。
80年代以来，法国政府先后采取三次大规模的合法化行动，使许多温州人获得了合法身份。第一次是1981年3月密特朗当选法国总统，8月便颁布了以家庭团聚为内容的移民大赦令，这一政策持续到第二年的6月，共使13.2万非法移民合法化。当时，虽然非法身份的温州人还不算多，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借机获得了合法身份。第二次合法化运动发生在1992年，当时不叫大赦，而叫放宽移民政策。据说这次合法化运动使近1.2万温州人获得了居留权。虽然此次得以合法化的温州人数量比较多，但他们中非法者越来越多，因此，相对而言，合法化后剩下的非法温州人比1982年还多。
最近一次合法化运动始于1997年6月，原计划到1998年12月底结束，但是到1999年1月份还没有结束。这次全法国总共有14万无证者提出合法化申请，到1998年底已经有8万多人获得合法身份。据法国内政部官员介绍，有1.2万华人提出申请，大约有8千多人获得合法身份，其中90%以上是温州人。还有更多没有合法身份的温州人（据法国内政部的估计，大约还有6至8万人）等待着合法化。
1995年前，温州人基本上以家族式行动去争取合法化，缺乏团体合作式行动。所谓家族化行动，通俗点讲，那就是亲带亲、故带故的做法，一个人不但通过各种方式把其他家族成员弄到法国，而且也更多地借助于家族的力量和资源进行合法化申请行动，来获取合法身份。
到了1995年，另一种新的合法化行动在巴黎温州人中出现，那就是团体合作行动，即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发动的行动。由此，以温州人为主的一些民间团体（如第八团体、第三团体和2000团体）诞生了。那么温州人怎么会从家族化行动转而求助于现代社会的团体合作行动呢？他们主要是在来自其他国家的非法移民带动下才有这样的变化。1995年，巴黎无证的黑人移民组织了团体，上街游行抗议，占领教堂，有些人因此拿到了居留证。这便引起几个温州人的兴趣，就去观察黑人团体的活动情况，发现这种方式比较好，然后去找两个一直热心帮助非法移民合法化的法国人（一位是人类学教授，另一位是到中国留过学的汉学家）。在他俩的帮助下，温州人成立了第三团体。由于大多数温州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担心被警察抓走，遣送回国，而且他们也习惯于分散的非正式活动，所以一开始没有作出积极的响应，只有70多个成员参加该团体，声势不大。但是，第三团体组织得很有力，工作很有效，免费帮助成员整理纸张、写信，免费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向警察局和内政部提交申请，因此对大多数不懂法语的温州人很有吸引力，以前他们花钱请律师或留法学生帮他们整理各种材料。还有些温州人模仿第三团体，组建第五团体、第六团体、第八团体、2000团体等。
除此之外，这些团体还组织成员召开大会商量对策和上街游行，甚至占领教堂，开展绝食，吸引媒体的关注，与政府有关部门展开谈判，使政府在许多方面做出了让步和妥协，加快了合法化行动。如，第三团体首批向警察局和内政部提交了300人的申请纸张，后来只有7、8人没有拿到居留证，其他人都获得居留证。尽管温州人以前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历，但是一旦运用起来，也显得得心应手。一位曾在温州当过镇长的50多岁温州人积极参加游行活动，对我说：“没想到我们这些非法的移民，还能堂而皇之地上街游行，这在国内是无法想象的。”
这些团体大多情况下是单独行动，但也有联合行动，甚至还加入全欧盟的无证者大游行。1998年11月21日，欧盟无证者举行万人大游行。以温州人为主的第三团体和2000团体都积极参加这次万人大游行，它们打出了用中文书写的条幅：“2000团体坚决要求法国政府给我们合法化”、“给大家居留”。21日天气比较冷，风也比较大，有10多对温州夫妇推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并排站在游行队伍前头，引起了围观的法国观众的强烈同情。温州人与黑人、白人等不同肤色的人并肩走在同一个游行队伍中，确实给人一种“全世界无证者联合起来”的感觉。
尽管这些团体无法使所有无证的温州人合法化，但是也收到明显的效果，使法国政府原定于1998年12月底结束合法化行动的计划难以实现，同时，也使温州人接受了西方民主的洗礼，积累了表达自己意愿的经验，懂得了如何与政府打交道的方法和战略，为他们今后更好地融入法国社会，积累了社会经验。
四、巴黎温州人的非法生存与合法发展
获得合法身份显然对巴黎温州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还有更多的内容，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照样要生存，而获得合法身份的人则有更多的发展计划和行动。这些内容正是他们融入法国的生动体现。巴黎温州人在生活和事业上基本上经历这样的三步曲：打黑工、当雇工和雇雇工（即当老板）。
1、 族群聚居、家庭作坊与黑工
温州人偷渡到法国，没有合法身份，又不懂法语，但几乎都能呆下去，唯一的选择就是冒被抓的风险去打黑工。在法国，黑工就是指非法工作，根据法国劳工部的一位官员的介绍，它有这样三层涵义：一层是没有合法居留权的人打工赚钱。另一层是那些有合法身份和打工许可证的人打工不报工，不履行签工手续，他们赚钱不要缴税，同时又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第三层涵义就是虽也报工，但是做了修改，将在公司做工报为干个体户，以获取个体户享受的优惠税收政策待遇。虽然这三层涵义的黑工在巴黎温州人当中都存在，但是大多数温州人做的黑工属于第一种情况，用他们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得已”而为之，而后两种情况属于“故意”为之。
那么，是什么样的社会空间使温州人能够通过做黑工从而生存下来呢？可以用温州人聚集形成的族内社会网络与法国已经高度发达和定型了的市民社会来解释。
不同时期到巴黎的温州人所干的黑工也不一样，所面临的处境也有一定的差别。早期温州移民虽然没有合法的内群体网络可用来保护自己，但是他们却具有与现在不同的一些优势条件：他们人数少，不引起社会关注，缺乏公共的在场性；以散兵游勇的方式活动和赚钱，不易被警察抓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重建和发展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很多；另外当时他们中大多数人很快与法国人结婚，获取合法居留权。
早期的这些温州移民为了后来的温州人的生存和发展编织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关系网络。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温州移民已经有自己的酒店、餐馆、制衣工场、皮包店和皮包工场，当时，虽然还是小规模的，没有多少经济实力，但是可以给其他温州人提供了就业机会。他们利用当时法国的劳工输入和家庭团聚政策，带出了一批年轻的温州人。
60和70年代进入巴黎的这批年轻人后来则成为巴黎温州人社区的支柱力量，他们不但有着很强的经济实力，而且由他们带出的温州人比他们的前辈多得多，也比后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如这个时期到巴黎的ZCX先生一人将100多人带到法国，他的兄弟姐妹也带出了不少温州人，据他估计，与他父亲直接或间接有关而来法国的人数不下三、四百人。
1981年后，法国政府逐渐地推进合法化进程，加上放宽了当老板的资格限制（之前不是法籍的人不能当老板，后改为有10年期居留证的人可以当老板），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合法化，因而也使越来越多的温州人当上老板，从而为后来者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后来者当然成为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巴黎温州人社区内部已经形成一个供需相呼应的劳动力市场网络。在Belleville（美丽城）的温州人杂货店门口，天天围着一群温州人，在挂满中文字条的墙壁上寻找打工信息和租房信息，只要不太挑剔，就可以在温州人那里找到一份工作可做。当然，更多的无证者是通过熟悉的温州人介绍，找到一份工作，只有找到一个温州人，通过他的介绍，就能与很多温州人联系上来，很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当然现在不只是有证的温州人愿意雇佣无证的温州人，甚至连一些犹太人和土尔其人也愿意雇佣无证的温州人，或者给他们提供一些私活（或叫黑活）干，进一步延展了无证温州人的生存空间。
尽管法国警察和劳工部门官员不断地追查黑工，但是温州人做黑工的现象并没有减少。这与温州人的劳动方式和法国成熟并定型了的市民社会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温州人有个传统，那就是家庭作坊式的劳动，这种方式也被带到了法国巴黎，它之所以被温州人所采用和推广，是因为它不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也不需要现代化的规模管理手段、技术和组织化运行机制，适合简单的技术生产。当然在巴黎，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没法做到前店后厂和楼下商店楼上工厂，但是他们或者买下或租下一间店面，开餐馆、皮包店和服装店，其中有的人把楼上的房子同时买或租下来，供自己一家人居住，或者买下或租下可供开工场和居住两用的房子（巴黎专门有这样的房子供租赁和销售），吃、住和工作都在一起。这样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有利于黑工的存在，比如餐馆，前面是餐厅，后面是厨房，一般黑工不会在餐厅当服务员，而躲在厨房里干活，前面一旦发现有警察或劳工部门官员，黑工就会从厨房的另一扇门中溜走。甚至有的餐馆的厨房在地下室，更有利于黑工的隐藏。
相比较而言，制衣工场和皮包工场是雇佣黑工的最隐蔽场所，据法国劳工部的一位官员说，制衣行业是法国雇黑工最严重的，巴黎的温州人圈子里也是这样。一些温州人或者在市区租一个面积达100多平米的房子，当作工场用，门一关，不透明的窗帘一挂，有的人在门外安装一个摄象机，（用于观察门外陌生人的行动，特别是警察的行动），雇上另外一些无证的温州人，做工和吃睡都在里面；或者在郊区，租一个独家独院，院子里养着看门狗，门外安装摄象机，里面还设计一些暗室，雇许多黑工，没白天黑夜地在里面干活。
国家与市民社会空间相对稳定也为非法移民从事黑工，提供了空间，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利用已有合法身份的亲戚朋友拥有的私人空间，进行黑工活动，而不易被管理部门发现。一些无证温州人正是利用这一点，开办黑工场，雇佣同样无证的温州人给他们打工；还有一些无证温州人就在自己的住处做黑活（也是一种自我雇佣的黑工），这样做比到工场做工，更赚钱，有的人因此一年就能赚几十万法郎。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借助于其他有证的朋友或亲戚帮助才行，因为租房子需要有合法的证件，一般来说，只有非常亲近的亲戚才肯以自己的名义租下房子，交给没有合法身份的亲戚用作黑工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少数温州人自己有合法身份，愿意帮无证的其他温州人代租房子，尽管后者与前者非亲非故，但后者需要给前者支付一定的酬金，一般是每月支付3、4千法郎。当然主要还是亲戚关系在这里起作用。
法国警察和劳工官员对此不是不知道，但他们抓黑工和查黑工场，事先需要进行详细的侦察和调查，不能随便抓人，一般都要2、3个月，所以他们的侦察和调查行动往往引起温州人的警觉，温州人也很快有应对措施——搬家。当然也有做黑工、干黑活的温州人被警察和劳工部门的官员查到、抓走。但是警察虽然以查黑工的名义抓人，但更偏重于无证问题的处理，而劳工部门才真正偏重于处理黑工问题，主要处罚雇黑工的老板，而不是黑工，因为在他们看来做黑工的工人也是受害者。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为非法移民打黑工提供了生存缝隙：虽然警察抓非法移民，但很少把他们遣送回国，因为遣送成本太高，同时大多数被抓的非法温州人都有亲戚帮他们雇律师，将他们保释出来，尽管被告之在有限的时间内离镜，但是很少很少有温州人会主动离镜（其他非法移民也是这样的）。如果因做黑工被劳工部门被抓走，一旦被确证是工人而不是老板，就马上得到释放，而只有雇黑工的老板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而老板也会借口他们与黑工是亲戚关系，只是上门做客时帮他们一下而已，也有可能会被减轻处罚。所以，做黑工与非法移民一样，屡抓不绝，成了温州人立足法国迈出的第一步。
2、 合法做工、购房、家庭团聚和永久居留
对绝大多数温州人来说，做黑工是不得已之举，他们正像渴望获得身份合法化一样，渴望从黑工转为合法做工者。这与法国的移民政策、社会福利制度和其他融入制度有密切关系。现行的法国移民政策规定了三种合法身份：1年期居留权；10年期居留权；法兰西国籍。只有连续3年以上享受1年期居留权，期间有合法工作，没有犯罪和犯法行为，之后才有资格申请具有永久居留法国资格的10年期居留权。第一代移民的大部分最终只能获得10年期居留权，只有少部分才能加入法籍，一般是10岁前到法国的移民、与法籍人结婚的移民、出生在法国的移民以及有突出成就的移民等，10岁前到法国的移民和出生在法国的移民到了18岁就自动转变为法籍公民。
移民获得合法身份的第一步是得到1年期居留权。对绝大部分温州人（单身者除外）来说，不是全家人都已偷渡到法国了，而是单个男人先来，孩子老婆还在中国国内，或者是夫妻俩偷渡到法国，孩子还在国内。他们都希望在获得合法化后通过合法渠道将家人申请移居法国。法国移民政策规定，获得1年期居留权后，必须要工作满12个月，并有符合最底居住要求的住房（不管是己有房子还是租赁房子），才可以为自己的老婆和年龄不到16岁的孩子申请移居法国。所以，温州人一获得合法身份后，就忙着找合法工作、租房子或买房子。
对巴黎温州人来说，有了合法的工作，也是获取法国社会福利和保障的基本前提，在法国，退休金数额是根据工作时间长短来核定的。大部分温州人都是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在中国的身份是农民，在中国，他们不可能与城镇居民一同享受国家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待遇。到了法国，只要有了居留权和合法的工作，就能与法国人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这对他们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生病失业都有了经济保障，如FBZ失业后靠领失业金过日子，生活还挺侠意，前年他生病住院花了20万法郎，不但都给免了，而且还享受到“五星级宾馆”的服务。为此，他反问我们：“你们说我在中国能享受到这样好的待遇吗？”仅仅为此，目前许多无证温州人也愿意等待有朝一日的合法化。
3、 当老板——温州人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表征
绝大多数温州人与其他华人华侨一样，具有敬业、勤奋的精神，总想闯出一番事业来，以证明自己的价值，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家业。这连一位对温州人有许多微词的法国学者也承认这一点：“温州人来法国前根本不了解法国社会和文化，来到法国，他们也只埋头苦干，赚钱赚钱再赚钱，不知道法国有个卢孚宫、蓬比杜中心和毕加索故居等代表法国文明的地方。不过，比起其他国家来的移民，他们确实很勤快。他们正在逐渐地向富裕方向发展。”连法国内政部的警察也承认，温州人大多还是以干活赚钱为主。在温州人看来，当老板是有财富或者说最能获得财富的象征，而且还是身份地位的表现，一辈子当不了老板的人，会被人看不起。
在法国，并不是所有有居留权的人都可以当老板，只有10年期居留权的人才有这样的资格，而那些只有1年期居留权的温州人想开店或办工场，一般请有老板资格的其他温州人或少数很要好的法国朋友出面当他们的老板，每月付给后者一定的报酬，但是，实际上这些店是他们投资和经营的，所有收益也由他们分配，大部分属于他们的。请人当老板，容易出现经济纠纷：有些人不讲信用，他们利用当老板的身份，将别人赚的钱拿去花了，从法律的角度讲，这些钱应该属于他们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赚钱的人只好自认倒霉。不过，在温州人圈子里，如果一个人不讲信用，就别想呆下去了。因此这样做的人也只是少数。
除了资格条件外，当老板还需要投入较大数量的资金，少则要投入几十万法郎，一般都要上百万，如仅买一间店面的经营权，至少需要四、五十万法郎，一般的也要八、九十万法郎。大多数温州人不可能一下子拿出上百万法郎投资当老板，主要借助于“会”这样的一种民间融资方式。
所谓“会”，就是指巴黎的温州人借助朋友、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互助形式，但是它不是纯粹的友情互助形式，还兼有一些市场成分。朋友亲戚关系是前提，因为这种筹资形式是一种民间的非正式形式，没有现代法律制约，主要依赖于彼此之间的信任度。在巴黎温州人中间，盛行了两种“会”，分别是“干会”和“活会”。‘干会’是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你急需一笔钱，就告诉朋友‘我要呈个会’，比较好的朋友都会参加，每个人一般拿出1万法郎入会，然后大家参加抓阄，确定归还顺序和日期。如果你今天呈会，并抓了阄，三个月后开始每月偿清一位入会朋友的钱，第一个月还归抓到第1号的朋友，依此类推，直到还清所有入会朋友的钱。如果有30个朋友入会，你需要在33个月内还清他们的钱。‘活会’的其他情况与‘干会’是一样的，只是偿还方式上有所不同。从建会那天开始的第三个月，确定一个固定的时间，比如每月的几号下午几点钟，入会的朋友集中到会主家里，以招标的方式确定当月谁拿回入会款和有关利息。一般来说，最高标底是600月，如果你出标100元，恰巧这是最高的出标数，那么你就中标，其他会员当月都要再拿出500元，交给会主（或叫会首），会主把所有会员交来的钱（即每人500元）收拢来，再加上你入会的那份钱（即1万元），一起归还给你。而你从下个月开始，每月得拿出600元，直到所有的会员都拿回自己的钱和利息为止。会主将你交纳的这笔钱交给下个月的中标者。在下个月的相同时间，会主又召集会员进行投标，但是你已经没有资格参加投标，仅由没有拿回钱的会员参加投标。如果下个月张三出80元的标数中了标，那么该月其他会员要拿出520月交给会主，但你却要交纳600元。会主会将你交的600元和其他会员交的520元，再加上1万元，一道交给张三。到最后一个月，会主分别从每个会员那里拿到600元，再加上1万元，交给一直没有中标过的最后一个没有拿回钱的会员。这样，这个会就宣告顺利结束。
一般来说，温州人倾向于采用“活会”这种形式，因为从经济上看对每个会员来说有一定的相当于利息那样的补偿，比较合理。对会主的经济帮助来说，“干会”和“活会”都是一样的，“活会”对会主来说仅仅多一层麻烦（即每月召集会员招标、收会费等等）。所以他们也乐于采用“活会”这一形式。虽然“干会” 没有经济利益的补偿，显得人情关系浓了些，但是却降低了朋友入会的积极性，所以，现在“干会”很少被采用。
但是，“活会”对会员来说，也不是很盈利、很合算的经济活动，这里也就有人情因素。即使是朋友，也不是随便能入会的，这里还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一是会主的呈会目的不是为了买住房、还债等非经营盈利活动，必须是为了投资经营。二是会主还应是个敬业、勤俭持家的人。三是会主还会善于经营，以前做生意，如果一直亏本的话，想呈个会就相当困难，没人会对他还钱的能力有信心。所以，温州人对入会是相当谨慎的，非是朋友不行，甚至非是要好、可靠的朋友不行。但是，即使这样，也有倒会现象发生。所谓倒会，就是会主没有能力还钱。只有极少数、极少数会主为人不地道，不讲信用，卷款逃走，但大多数倒会的会主是因为经营不善、亏损造成的，他们根本还不起。对后一种情况，入会的朋友都会给予谅解和支持，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朋友情谊”。
这种“会”借用自温州的台会，但不同于后者。温州的台会是一种利用高利息手段的融资方式，参加者完全出于低投资高盈利的动机，存在着更多的风险，倒会的可能性更大，有许多会主以高利息作诱饵，把人家的钱收进来后，便逃之夭夭。巴黎温州人呈会，很少会发生这种情况，由于在巴黎有相对多些的赚钱机会，同时又是在他乡异地，他们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不易受高额利息的引诱而冒被欺骗的危险。因此，巴黎温州人把呈会当作是朋友间相互帮助的一种方式，而不是将其作为投机取巧甚至欺骗的手段。在这个前提下，他们适当地考虑到对朋友的利益补偿。在巴黎，呈会大大地加快了将更多的温州人扶上老板宝座的步伐，显示出非正式关系帮助温州人进入市场经济的力量。
温州人在生产经营上，根据自身的条件，充分地开发了其社会、文化和经济资源，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首先，他们采取了低利润、低风险的补偿性行业定位战略。用温州人自己的话说，他们拿的是“三把刀”，即菜刀（开餐馆）、皮刀（做皮包和皮衣服）和剪刀（干裁缝）。他们经营的这些行业一方面最适合温州人现有的条件——投资少、技术低以及适宜于家庭经营，另一方面这些行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需求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除非经营者太缺乏经营能力，否则的话，不会亏空多少钱，相反大多还能有稳定的收入。他们开办的是中餐馆，具有独特性，是法国人做不到的，而温州人经营的服装和皮包基本上属于低档商品，利润低，为许多法国商家所不愿经营的，原来犹太人主要控制了皮包和衣服的生产经营，后来温州人通过降低成本，挤进了皮包和服装行业，犹太人主动放弃低档的服装和皮包经营，专门经营高档的服装和皮包。
温州人在经营活动上的一个重要取胜诀窍就是极大地降低生产和经营成本。一是充分调动家庭成员参加生产经营，来降低成本。特别是充分发挥未成年孩子的作用（法国禁止雇佣未成年孩子这种法律在家庭内部是难以发挥效用的），在温州人那里孩子帮父母，是很正常的事，是符合他们的伦理价值的，而孩子参加劳动，不需要签工，不需交纳雇佣劳工所要交纳的各种税费（这一费用在法国是相当高的，相当于工人工资的40%到50%）。同时，由于是家庭式的公司、企业，夫妻两人虽然都在自己的公司或企业里干活，但是，他们有可能会少报一个签工名额，或者少报他们的工资收入，因为老板要根据给工人工资的一定比例交纳税费。另外，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性和情感性，有利于对外保密，从而有利于温州人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即通过隐瞒收入，避免多交税。
许多温州老板还充分利用非法移民的大量存在以及温州人社会关系圈子，降低劳动力成本：雇佣黑工；以不同方式支付工资，降低雇工税（支票支付工资，要交纳一定比例的雇工税，用现金支付，可以逃避这一部分所要交纳的雇工税）。
延长工作时间也是温州老板的赚钱手段。不论是老板还是工人，每周最多休息一天，有的只休息半天，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0小时以上（法国实行一周５天、每天８小时的工作制度）。当然不同行业的工作时间是不同的，皮包销售店、首饰品商店和超市的工作时间短些，每天在9小时到10小时之间，而皮包和服装等行业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天都在12小时以上，有的多达16小时。温州人当工人，每月能拿到7000左右法郎（如ZGX的月工资是7200法郎，ZBY的月工资是7500法郎，CZM月工资是6800法郎，YDQ的月工资是6500法郎），接近法国的普通工资水平（8000法郎左右/月），但是他们工作时间长，他们的小时工资是相当低的，低于法国的最低工资要求。
总之，在巴黎，当老板是温州人的最大追求，但就他们的条件而言，当老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充分调动自己的潜能和社会资源——选择合适的行业，利用温州人内群体的社会关系资源以及家庭的传统优势，凭借内群体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他们过去的劳动和生活习惯等——来实现老板梦。大部分温州人当了老板以后，在法国的生存处境确实有了质的改善。但是经济活动仅仅是他们融入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所以仅仅从身份的转变和经济活动过程两个方面，还不足以说明温州人融入法国的总体情况，接受教育以及与接受国社会的交流、沟通，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说明外来移民融入的情况。
五、巴黎温州人[11]的教育、代际关系和融入
教育是法国共和国移民理论最为重视的融合手段和方式。该理论认为，通过教育，使移民接受法国的语言、公共规则、文化传统甚至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尽管它并不公开要求移民须完全接受法国的生活方式，甚至还主张允许移民保留自己多样的生活方式。因此，法国非常重视移民孩子的教育，在那里不论有没有合法的身份，所有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都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即使不去上学，居住地的学校也会派人上门动员，如果有合法身份而不去接受教育，那么其父母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不过，对16岁以上的移民来说，法国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教育措施。
温州人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的总体情况并不是很理想，在年轻一代上也有体现。大多数移民都存在此类问题，正如Alec G. Hargreaves所说的：“绝大多数移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没有在法国学校里学过多少法语。”[12]巴黎温州人受教育的总体情况是这样：成年人在法国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生在中国但从小就到法国的人在法国接受教育的程度稍比在法国出生的人低，但是这两类人的法语水平都能满足他们的日常和经济活动需求。就对待孩子教育而言，一位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香港人YSY对巴黎的温州孩子受教育情况做了调查研究，发现温州人并不是不重视孩子的教育，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帮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教育才比较好。这里的主要原因有这么一些：首先他们不懂教育，更不懂法国的教育，仅仅认为学法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最主要内容，学好法语，就等于接受了很好的教育，觉得孩子在法国念完初中或高中，就可以了，至少比他们好得多了，所以大部分温州孩子就到了中学毕业，就不再继续上学了。其次，由于不懂法语，他们没能力也没办法协助学校教育好孩子，他们几乎没有与学校老师进行交流，来了解孩子的教育情况，即使学校老师打电话给他们，他们由于听不懂法语而没办法与老师进行交流。另外，大多数温州父母没办法督导他们孩子的学习，且不说他们忙于工作，就说有时间，他们也做不到，在这方面，孩子与家长的关系正好是倒了个，家长碰到法语问题，就得问孩子，经常有求于孩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长的权威，而使孩子在家里的地位反而有了很大的提高。WJY这样述说自己的苦恼：“孩子上幼儿园和小学一二年级时，他们会经常告诉我这个字或那个字，法文怎么念，他们很乐意这样做。可是从他们上小学三年级后，想问他们一句法语的意思，他们爱理不理，多问几遍，他们就显得很不耐烦、很不高兴。要我帮助他们学法语，那是绝对不可能的。现在我的几个孩子在家里经常用法语交谈，弄得我们夫妻俩成了‘哑巴聋子’，一点也不懂。”
尽管如此，在法国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使温州人能获取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因为他们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许多服务毕竟依托于整个法国市场，他们毕竟生活在法国社会。在法国接受过教育的温州孩子至少克服了他们父母辈所面临的语言障碍，他们中的少数人已经独立开业当老板，在许多方面明显地显露出比他们父母更有优势和潜力。WJP和WJJ兄弟俩1996年高中毕业后，接手管理他们父亲开办的皮包工场，不但遏止了其父亲经营亏损的势头，而且很快就扭亏为盈，赚了不少钱。因为他们可以直接与法国人做生意，不需要其他懂法语的温州人作为他们的中间商，不但节省了中间环节的开支，而且还能捕捉到更多的市场信息，接到更多的业务。同时，由于有越来越多的温州年轻人懂法语，使巴黎的温州人逐渐开拓新的生意门路，比如进出口生意是近几年温州人从事的一个新领域，因为进出口生意非懂法语不可，否则就连到法国海关填报单也做不到。ZJ先生1993年高中毕业，1995年就与女朋友合开进出口公司，由于懂法语，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法国的有关进出口规章制度以及皮包行情，经过4年的努力，他们从４０万法郎起家，到1998年发展达到6000万法郎年进出口额。还有一位与他差不多年龄和教育背景的温州青年YZM也在进出口方面干得相当出色。
目前只有少数在法国接受较好教育的温州青年，完全进入法国主流社会，比如娶法国老婆，进法国机构或公司工作，结交法国人。但是并不是所有接受过较好教育的温州年轻人都是如此，个别在法国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仍然被拒斥在法国主流社会门外，比如JPZ的儿子获得计算机博士学位后却找不到工作，成了“书读的越多，而人变得越傻”的典型；ＺＪＷ虽是法国政治学院的顶尖学生，获得硕士学位，但在竞聘一个军官职位上虽成绩优异，却败给了一位白人青年。这些例子比成功进入主流社会的例子对周围的温州人更有影响，许多人以此为鉴，觉得在法国书念的再多也没用，能念到懂法语就可以了。确实，更多的第二代温州移民在法国也没有接受很高的教育，还是生活在温州人的社会圈子，结交的朋友是温州人。
尽管教育有利于温州人融入法国社会，但是正是在教育这一点上，温州父母与孩子的紧张关系表现得最突出。实际上欧洲整个华人社会都存在这样的情况，正如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1998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报告指出：“第一代移民，对于居住国的语言掌握程度普遍较低，加上他们为谋生所迫，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他们与子女相处的时间很少。华人子弟在欧洲社会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当地社会的影响。如果没有中文教育，华人子弟的中文水平很有限，所以他们与父母所能交流的用语也很有限，这样非常不利于华人家庭的上下代沟通。由于不能较好的沟通，由此引致家庭矛盾。有些华人子弟因而离家出走，造成社会问题；或由于有些子女长大后把年老的父母抛弃，让社会承担这个照顾老人的责任。”大部分温州父母不知道孩子念什么书，更不了解法国教育给他们的孩子灌输了什么观念，孩子学校毕业后，父母要求他们与自己一道工作，他们又不愿意，觉得父母一代的工作不符合他们在学校所接受的那套生活价值观念，一些孩子还认为那不是人干的活，形容他们的父母“鸡那样睡、牛样地干、猪般地吃”，根本不会享受生活和人生。可是，他们在法国主流社会又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工作，首先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较高的教育，其次也因为存在一些种族歧视问题。结果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游手好闲分子。少数已经离开学校、步入社会的第二代温州移民在社会融入上基本上表现出三种状况：一种是完全融进法国社会，离开了温州人圈子，连温州话都不会讲，也不愿同温州人打交道，这部分人数量很少；再一种就是他们能吃苦又懂法文，生意做得不错；最后一种便是整天无所事事，吃喝玩乐，没钱伸手向父母要，从父母那里要不了钱，就去敲诈和勒索其他温州人，他们懂法文，熟悉法国社会，干起坏事，胆子更大，但是这部分人人数很少很少。总起来说，大多数在法国接受过教育的年轻温州人比起他们父母一辈，更容易融入法国社会，更容易拓展和发展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少数人做起坏事确实比不懂法语者更厉害、更有胆量。
另外，由于父母不了解孩子的教育情况，但望子成龙心切，对孩子的期望与孩子自己的想法相差甚巨，以至造成父母与孩子的关系紧张和冲突。GGJ先生正是由于这样，与儿子的关系没有理顺，相当紧张，令他头疼不已。他给儿子在住家附近找了一所高级私立中学，但是儿子却不乐意去，执意要每天跑两个小时路程，去一所质量并不好的公立中学上学。父子俩为此闹矛盾，以至GGJ说出这样的话：“这辈子辛辛苦苦，想给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成长条件，可他们就是不听话，现在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价值。近来也影响我的创业进取心。”他们父子俩的问题症结就在于彼此对问题的看法与各自的打算不同，以至达不成一致：父亲总想儿子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希望下一代更有出息、更有社会地位，同时总觉得孩子还没长大，上学离家近，容易管教，怕孩子在外学坏而自己不知道。而儿子则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希望不要时时都在父母的眼皮底下过日子（他私下透露正在与一个女同学谈恋爱，想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同时他还觉得“私立学校虽好，但压力太重，这样活着太累、太没意思”，他说：“你看我的法国同学根本没有一个要求他们怎样成才，天天想着怎样过得舒服点，就行。我觉得这样才有意思。”
在法国接受教育，固然对温州人更好地立足法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仅仅依靠教育，还难以解决他们完全的融入问题，不仅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相当有限，而且融入还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文化问题。
六、结语
总而言之，巴黎的温州人在融入上没有其他优势，仅仅依靠吃苦耐劳的工作态度和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在法国最边缘的经济层面，建立自己的生存和发展领地，以此来克服在融入上面临的困难，即以传统社会关系资源和补缺性经济方式移居和融入法国，不同于以技术资本和经济资本为后盾的精英移民和融入模式，也不同于以地缘亲近性和殖民文化资本为基础的区域性移民和殖民归化性移民和融入，更不同于政治迫害和战争导致的避难性移民融入。那么，像巴黎温州移民的融入模式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带动的人口流动和社会融入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位置呢？如果战争和政治迫害不再是下个世纪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话，那么国际非精英移民（相对于科技、投资、教育方面的移民，即精英移民）是否更多的是以巴黎温州人那样的方式进行？我们能否断言，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精英流动仅仅是全球化这座冰山露出海面的尖尖一角，海面下骘伏着庞大的像巴黎温州移民那样的非精英移民人群呢？如果说精英移民寻求的是发展机遇（更大的发展）的话，那么能否说非精英移民寻求的是生活机遇（更好的生活）呢？巴黎温州人的移民和融入现象是否已经折射出非精英移民的一些移居和融入特点及机理呢？这是否将是下个世纪各国的移民政策和制度提出新的挑战？非精英移民是否具有更多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多样性，不像精英移民更具有全球的适应性？他们是否会会形成更多的融入模式？这几年移民研究更关注到这个层面，提出了文化多元论（Michel Wieviorka，1998）和民族经济文化聚集区理论（Alejandro Portes，1980;zhoumin,1995）[13]，它们力图在全球一体化（主要是经济和科技一体化）的前提下确认了非精英移民文化和传统多样性的存在价值。而同化理论则倾向于用一体化[14]来否认多样性。但是，这些理论都没能有效地解释和很好地回答一体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张力问题。我们通过对巴黎温州移民的融入情况的调查，对此获得了一些假设性的理论启示：
第一、非精英移民更有可能诉诸内群体的聚集和互补，从中找到合理的谋生和发展手段，为他们更好地进入接受国的社会经济格局创造前提性条件。群体内聚和互补是非精英移民的最大优势，有一定的优势，才能获得更好的融入，精英移民之所以在融入上更容易，也在于他们具有更多的优势。
第二、在市民社会发达和成熟的国家，非精英移民更容易形成群体聚集，更容易保存和利用乡土性社会资源，为其社会融入服务。这说明进入接受国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体化并不排斥社会和文化的多样性，而后者也不会损害前者进程，当然这里主要取决于一体化制度建设与多样性制度建设之间的均衡状况。
第三、非精英移民虽然没有精英移民那样强的应变和适应能力，但是他们并不绝对拒斥新鲜事物。凡是移民，都具有接受新鲜事物的意识、观念和勇气，并不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非精英移民比较保守和封闭，实际上他们在有意和无意地借鉴外部社会的做法和观念，不断地调适自己的行为和价值观念。所以他们在移民和流动中也在利用一体化进程的过程中创造符合一体化的新多样性。
第四、但是，一体化与多样性并不是完全相互适应的，它们之间确实有着很大的张力，在非精英移民的融入上表现为：携带更多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使得不同传统之间的差别更容易凸现，以至更有可能发生各种紧张和冲突。这些紧张和冲突反过来会影响非精英移民的融入，但是也正是这些紧张和冲突推进一体化和多样性的重新建构。
不过，目前我们还没有从巴黎温州人的融入那里找到明显的此类建构。这就涉及到温州人能否最终融入法国社会并且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种融合这些问题。虽然目前有些较好的融合例子，对温州人的最终融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巴黎的东南亚华人移民虽然建立自己的社区，保持自己的特色，但是与法国社会保持着比较和谐的关系；巴黎的犹太人虽然分散到法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完全融入法国，但是仍然保持许多犹太人的特色，因为这些特色没有与法国整体社会发生冲突。那么巴黎的温州人最终至于能否完全融入，以及究竟取何种模式，现在要我们作出判断，为时尚早，还需要经历一定的时日和阶段，主要还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努力程度以及法国社会的变化，这里存在着许多变素，不像北京“浙江村”的村民只要体制允许就能很好地融入北京社会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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