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做妇女研究及后来做打工妹研究以来，我感到最困难的是回答关于“什么是最……”的问题，比如：中国妇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打工妹最需要的是什么？因为除了这类问题非常复杂，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外，还有一个回答者的“资格”问题。曾经在《南方周末》中看到一篇评价话剧《格瓦拉》的文章，里面有一句话引起我的共鸣，这句话大意是：你说什么都可以，就是别以穷人的名义说话！我在文章和谈话中，不止一次地反对把打工妹仅看作中国人中“悲惨的一群”的论调，也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我和那篇文章作者的共通之处在于，不论是革命者还是研究者，并不天然地有资格做普通人、或者社会中不利群体的“代言人”。当然，我并不是认为代言人本身有什么不好，只是反对带优越感的、武断的代言人，你要代表别人说话，要特别小心才是。因为每一个群体的经验都是独特的，丰富的，常常超乎人们的想象。并不因为这个群体的构成年轻，社会地位不高，就容易被“代表”。这些年来，我做打工妹的调查应当说不少，心情也随着调查的打工妹的经历和命运时喜时忧。可是调查做得越多，我对自己曾做出的各种判断就越心虚，越来越感到我所不知道的远远多于我知道的。我不断地问自己：打工妹们会同意这样的判断吗？她们会怎样评价自己？

       现在，《分忧》杂志的“打工妹征文”得到打工妹和打工仔的热烈回应，他们自己的声音通过杂志走到了前台。应当说，每一篇应征文章都记载了曾打动过她（他）们生命的往事。我不敢说，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但我相信，它们至少是写作者希望与更多的人分享的那部分真情。我不会仅仅把它们当作故事、或当作经历来看，我希望从中捕捉和体味的，是蕴藏在文字中的情感和思想，是写作者想告诉我们的东西。这些东西令人感动，因为它们是独特的，又是人类共通的。

       《分忧》的主编许平女士约我为征文写几句话，我写了，也是想与研究者以及更多的人分享的东西。下面的要做的，就是认真地阅读这些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