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必须关注共同生活的空间与家园———“全球化社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将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与社会矛盾凸现期,必须正视与应对“风险社会”的来临。走向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是科学开展社会风险预警,优先调整社会结构,增加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供给,完善社会群体利益协调机制,积极参与“和谐世界”建设。
关键词 风险社会 全球化社会 和谐社会 和谐世界
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曾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 从一国经济走向世界经济”是现今人类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近二十多年来,我们不仅接受了这一观念,而且越来越深刻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经过改革开
放,中国已经向世界打开了大门。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我们必须面对以前从来没有的种种危险。2007 年中国春节刚过,有两条新闻引人关注: 世界上一些气象专家认为,全球可能迎来最暖的一年;广东一个小镇成为洋垃圾的集散地,使当地河流、土地与空气受到严重污染。全球变暖、洋垃圾污染只是我们面临的风险的一部分。全球化有利也有弊,应对得当则利大于弊;“恐惧全球化”不对“, 盲从全球化”也不对;全球化不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而正在加快向社会、文化、政治领域扩张。我们必须关注共同生活的空间与家园———“全球化社会”,必须重新审视自己、审视世界。
“风险社会”的来临
本世纪以来,在西方学者中出现了一个热门话题:“我们是谁?”试图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帮助人们认识自己、民族国家与世界的著作愈来愈多。其中,特别引起我注意的有两本书:一是英国社会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所著《失控
的世界》;二是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2uel P. Huntington) 所著《我们是谁?》。两位作者都是当今西方世界有影响力的学者,这两本书论述的内容都是全球化与西方社会新的变迁。沿着其中一些有启发性的概念和分析框架,结合我们的新视角与新概念,可以进一步探讨中国社会与世界面临的新挑战,可以进行中外学者的学术对话。
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失控的世界》(2000年) 出版以后《金融时报》评论说“: 这本小册子充满了关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何去何从的深刻洞见。”这本书的题目包括两个关键词:控制、失控。控制,是中外学者具有相当共识的概念。正如吉登斯指出的那样:启蒙思想家认为,我们越能够理性地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就越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塑造历史。为了控制将来,我们必须使自己从过去的习惯和偏见中解放出来。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启蒙思想,他非常清晰地阐述了上述观念。他认为,不仅要描述世界,还要改造世界;为了创造历史,我们必须
理解历史。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20 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许多反对马克思的思想家也接受了这一观念。乔治·豪威尔(George Orwell) 期盼一个非常稳定和具有可测性的社会,许多思想家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就是这样。①
失控,也是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找到了我们自己。然而,我们必须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与不确定性。“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②新世纪既出现了全球经济的繁荣,也出现了全球风险意识的普及。发达国家的学者说,我们正在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走向一个充满新的不确定因素、个人主义日趋明显、主要的社会形态发生本质变化的社会。③10 年前,我说过:“对于处在改革时期的中国,同样存在程度不同的社会风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为人们的创造性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同时也为社会风险的产生与增长带来了较多的机会。”④
在当代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中间流行“风险社会”理论,这也是西方社会面临的问题与不确定性增多的反映。这种理论在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看到了社会风险。1989 年,他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⑤也就是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同时,邓小平对化解经济与社会风险充满了信心。他说:“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⑥
现阶段,我国社会分化日趋严重,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不仅没有扭转,反而不断加剧。像邓小平当年担心的那样,长此以往将来会“发生大问题”。当前,中国人均GDP 已超过1000 美元,进入经济起飞阶段。韩国人均GDP 达到1000 美元以来,虽然也有过低落,但30 年中实现了平均10 年左右翻一番的目标,令人瞩目。我们对于中国出现相似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今后二十年、三十年既处于黄金发展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现期“, 风险社会”正在来临。
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属于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就业难,是部分群众面临的困境。有些地方的社会治安形势恶化,因征地补偿、房屋拆迁、下岗就业、执法不公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增多。我们生活在一个基本和谐同时也存在不和谐因素的社会之中。一些调查表明“, 贫富悬殊”是当前应特别注意防范的社会风险。
社会矛盾往往会被官僚主义所掩盖,这是来自执政者自身的最大风险。因此,应充分发扬民主,深入基层,拓宽民意表达的渠道,及时了解群众诉求,避免决策失误和工作不当,高度重视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切实加强与科学开展社会风险预警,对于促使社会风险最小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建立包括贫富分化、失业、通货膨胀、腐败、突发事件等指标的监测与预警系统,提高公共危机的管理与快速反应能力。
优先调整社会结构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政府在“风险社会”来临之际积极的应对策略,也是中国人与全人类美好的理想。我持结构论的观点,认为调整社会结构优先。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减少低收入者的比重,从而建立中间大、两头小、稳定性高的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者在研究社会稳定的过程中,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结构的稳定性,是最大的稳定性。1995 年, 我写了一本书论述社会风险,认为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结构最稳定。当中等收入者成为社会主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紧张程度就会大大缓和,极端的思想和冲突观念就很难有市场,中等收入者的生活方式就会推动与稳定消费市场,从而有效解决内需不足的问题,促进经济持续发展与繁荣。扩大中等收入层和准中等收入层、收缩低收入层、控制高收入层,才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结构以及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环境。⑦现在看来,这种视角可以继续开拓。社会结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优化社会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第一,进一步促进结构平衡。现阶段,我国的社会结构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序格局”,包含收入差距较大、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多种社会阶层与社会群体,是多梯度社会结构。遏制各种非法致富渠道,增加小康型中等收入者,促进低收入者增收,减少贫困人口,解决结构性社会失衡问题,是改善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的途径。
第二,进一步强化结构主体。关于工人和农民,过去曾经出现一些比较极端的说法,但工人、农民是社会的基本阶层,是社会结构的主体,这些理念是不能抛弃的。在国企改革、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过程中,普通工人与持大股的经营者、雇主的比较地位和比较收入,均呈下降态势。要注意克服基本社会阶层弱势化的倾向。
第三,进一步维护结构公平。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具有相同的发展权利。“城乡二元结构”反映了我国传统社会的弊端,但这个概念的解释力现在已经远远不够了。工人、农民和农民工构成的三元结构,是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特征。要缩短城乡三元结构的过渡期,减少农民、致富农民、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大环节。
第四,进一步增强结构活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强调私营企业主等新兴阶层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维护知识产权等,有效地激发了强者的社会活力。接下来的问题,是要保护弱者的社会活力。
优化社会结构的重点,是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 指出,法国近期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变化,是从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变成一场马拉松赛,每走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坚持跑下去的,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的就业者。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图海纳所说的现象,而且日益显著。有的学者使用现代主义的概念,称之为“社会断裂”⑧。我认为,要重视那些“改革发展中的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失地农民与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相对而言利益诉求渠道较少,体制性供给不足。所谓“筷子夹肉,口里骂娘”,就是一种相对剥夺、相互攀比的现象。必须实现制度供给平衡,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撑和公共服务,使大多数人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增加社会主义的制度性供给
国际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 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⑨。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始终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因素不断成长,人民群众普遍得益。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有些社会主义因素成长不快,甚至有所削弱,部分社会群体受惠较少。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社会主义的体制性供给不足,在于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机制滞后。社会主义多了,社会就容易和谐;社会主义少了,社会就会不和谐。
“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概念的前面,为什么要加“社会主义”? 西方学者问过我,最近我想,我们也要问问自己。第一,什么是社会主义? 人们往往马上想到的是过去教材中的话,把社会主义同单一公有制与绝对平均主义等同起来,但我们应该避免种种教条与僵化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乌托邦,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是发展中的实践。第二,信不信社会主义? 有些人将社会主义与效率对立起来,信仰有所动摇。第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老是“说不清楚”是不行的。近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为我们奠定了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基础。构建和谐社会首先要把社会主义搞清楚,正如邓小平所说:“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⑩
科学发展观首先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以人为本,也就是以民为本。有人提出,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普遍幸福主义,就是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我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没有明确社会主义的主体是劳动者。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知识分子具有“经济社会主义”理念,他们认为雇用者应该优先,穷人应该有基本保障。上世纪后期,美国民众曾经选出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其中排名第一的社会学者丹尼尔·贝尔,总是自称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在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倡导与实践“劳动者优先”、“大多数人优先”的社会主义基本理念。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当前,应建立与完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公平体系。在转变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 效率优先”理念有力地刺激了经济活力,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如果得不到公平的分配,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当财富过于集中时,通常会造成两种结果:拥有财产很少的人与没有财产的人增加;投机性投资增加。这对于扩大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都是不利的。显然,没有公平不可能有效率,即使一时有效率也不会持久。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因素。少数人富裕、大多数人穷,不是社会主义。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少数人与少数地区先富起来的具有示范与带头效应,要继续允许少数人通过劳动与合法的途径先富起来,不过更要强调多数人可以平等地获得劳动与要素收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企业剩余价值的大部分收归社会,然后向全体居民提供社会保障。没有社会保障就不是社会主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国家应该发挥的作用之一,是不断增进全社会的福利。正如市场经济一样,“福利国家”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世界上有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也应该有社会主义福利国家。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是政府必须满足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需求,社会福利只能确保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生活需要。福利国家的政策,对于我国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借鉴意义。近几年,中外都有人谈论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西方面临的真正挑战,是选举政治导致的公共财政的过高负担。一些执政者逼于选票的压力,不断提高福利标准而增加政府公共收入与开支,同时非政府的社会福利机构发育不够。建设福利国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目标。我国缺少财力,也不宜模仿西欧福利国家的“高福利模式”,应建设“低福利模式”、“中福利模式”的小康型福利国家,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理论观点,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是加强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政治建设的聚焦点,十分重要。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什么是社会主义? 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按劳分配、社会保障、慈善事业、民主、和谐社会都是社会主义。我们应从建构和谐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推进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创新,设计与出台各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创意决策,把更多的社会主义因素制度化与体制化。
完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协调机制
国际上流行的社会学观点认为:“人与人之间或和谐相处,或互相冲突,或漠不关心,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和谐、冷漠与冲突,是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冲突是最主要的不和谐因素,完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协调机制,化解种种冲突因素,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1. 按劳动与要素合理分配国民财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收入差距是正常的,但差距太大了就会产生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原因,一是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按劳分配中行业差异过大,按要素分配比重偏高;二是再分配不足,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与力度均不充分;三是非分配因素膨胀,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与非法的途径流入少数人手中。吴敬琏指出,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他的观点虽不全面,但很有针对性。公权力、公有资产运行中最容易出现的弊端,就是腐败与垄断,二者对于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建设是严峻的挑战。
“蛋糕做大了”,并不等于社会就一定和谐了。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已经开始造成部分人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对社会主义信仰的动摇,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因此,实行权利与资源平等分配,治理腐败与垄断,防止财富过分集中的经济与社会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应积极探索与形成合理有序的分配机制,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应更多地关注“按劳分配为主体”这一政策是否真正落实的问题,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贫富差距明显扩大,而且这种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扭转。争取早日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化趋势扭转的拐点,是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政策的主要目标取向之一。实行效率与公平并重的分配政策,进行分配机制的调整,防范“特殊利益集团”的滋生,遏制强势群体的利益独占性冲动,堵塞各种黑色收入与非法收入渠道。
2. 合理分担改革与发展的成本
改革有成本,发展也有代价。各种社会群体承受改革与发展成本的比例,应与他们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的比例相近。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一些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较多的社会群体,承担了较少的成本;而一些获得改革与发展成果较少的社会群体,却承担了较多的成本。部分改制企业与事业单位的职工、被精简的干部与失业人员,承担的改革成本较多;失地农民、城镇低收入者、城市拆迁补偿不足的家庭,承担的发展成本较多。这些缺乏公平公正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应当结束忽视甚至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需求的情况,使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在目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阶段,政府首先要平衡各种社会群体所承受的发展代价。
3. 增强“第三次分配”消除社会冷漠的功能
发展慈善事业,具有消除人与人之间冷漠因素的重要功能。目前,应关注我国社会存在的一定程度的城市冷漠、雇主冷漠、富人冷漠、强者冷漠、领导冷漠等现象。消除这些冷漠,像雷锋同志一样对人“春天般的温暖”,就会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目前,中国市场调节的工资待遇等初次分配,存在差距扩大化与某些不公的问题;政府调节的社会保障等二次分配,存在覆盖面不足与力度不够的问题。发展慈善事业的“第三次分配”,是克服第一次分配的弊端以及弥补第二次分配不足的重要社会分配方式,是托起社会的第三只手。全民普及慈善行为,对社会弱者给予有效的社会支持,减少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指出,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对效率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产生各种不平等”,为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以一种更好的方式来援助困难者”。(11) 西方国家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财富伦理,认为给子孙留下太多的财产,会助长他们不思进取的思想,对子孙没有什么益处。崇尚通过个人努力创造财富,继承遗产被认为是不劳而获,甚至有人认为那无异于“抢劫”。当前,中国需要在民众中建立正确的财富伦理与市场伦理,使慈善活动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民间传统。
积极参与“和谐世界”的建设
2007 年初,胡锦涛同志在访问非洲国家时提出了建立“和谐世界”的观点,反映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与维护世界秩序的良好愿望,也是对国际上不断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及其变种的回答。世界上有一些人不乐于见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对此怀有焦虑与戒备心态。
2005 年,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2muel P. Huntington) 在《我们是谁?》一书中,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阐述了美国在21 世纪初所处的国际形势以及美国在世界上应起的作用,认为“伊斯兰好斗分子”是美国现实的敌人,还会面对中国这个“可能的潜在敌人”。亨廷顿对中国的忧虑,来自美国特有的思维定势;他在美国国家特性的认同上,是多元的、不确定的。他指出:“现今美国精英人士中有不少人主张美国成为一个世界主义社会。另外一些精英人士希望美国充当帝国角色。绝大多数美国人则赞成美国保持和加强自己已有三个半世纪之久的民族国家特性。美国成为世界吗? 或是世界成为美国? 还是美国依然保持为美国? 要世界主义? 或是要帝国? 还是要自己的民族? 美国人作出的选择将会影响本国的未来,也会影响到世界的未来。”lw我们真诚地希望大多数美国人能够作出明智的选择,同中国与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共同建构和谐的“全球化社会”。
美国政界也有对中国明智的看法。2005 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首次提出“利益攸关方”一词,他解释说:“中国不是敌人,也不是美国的朋友,但也不是旁观者。最后剩下的只有‘利益攸关方’这种概念了。”像当年罗斯福想像的那样,把中国看成“负责任的大国”。佐利克的这一看法比亨廷顿更确定,排除了“敌人”这一选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