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出了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10% [1] 的经济奇迹。新世纪伊始，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加入了WTO大家庭。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引发并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在所有的社会变迁中，影响最大、同时也可能是难度最大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哪里？如何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的就业问题？就业和社会保障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重大社会政策问题。本文依据浙江省义乌市的创造性实践，尝试探讨上述问题。

㈠．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条件以及改革以来的变化

从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看，迄今为止，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仍然是相当缓慢的。“且不说城市化已达75%以上的发达国家，也不说城市化达到50%以上的中等发达国家，中国33%城市人口的统计数，只相当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2] 究其原委，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与其挂钩的一系列与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的不合理政策是造成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界就展开了对“城乡二元社会格局（结构）”的研究，认为它是“我国城乡之间因人口流动受到严格约束而出现的一种分割状态，是我国50年代在户口管理、粮油供应、就业安置、社会保障等各方面实施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的基础上形成的。”[3]

刘应杰在《中国城乡关系的变化和出路》一文中指出：维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必备的4个条件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人民公社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初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瓦解，于1983年宣告终止；农产品统派购政策在80年代后期被废止，1993年城市居民的粮本、粮票也被取消，城市粮油供应制度寿终正寝；剩下的户口管理制度、城市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也正在逐步改革之中。[4]

但是，即使是这样，城乡二元分割问题的解决仍然有待时日。李迎生对城乡二元结构在建国以来经济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客观的评价——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起步的客观要求；其次，它是“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5]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被确立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再需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征收农业税与实行粮食统购政策”[6]等剥夺农民的办法来支撑了。因此，在上述维持城乡二元结构的4个基本条件中，如今已经作古的人民公社和粮油统购统销这两项制度都明显带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至少从今天来看是这样），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它们的废止是自然而然的。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所遭遇的又是中国的最基本的国情——12.7亿人口和8.1亿乡村人口这个无法规避的难题。[7] 所以，在户口管理、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上，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挑战：

自90年代以来，城乡分割最明显的障碍——户籍管理制度一直受到学术理论界的抨击。2001年，可能是因为世贸协定的附属条款中有关 “自由迁徙权利”条款的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户籍制度的改革措施。这包括：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农村人口进入县级以下的小城镇实行了全面的开放政策。5月，国家粮食局发出通知，宣布实行了长达40年的“户粮挂钩”政策“寿终正寝”。7月，浙江省宁波市颁发了新的户籍管理制度，建成区内的农业人口和外来人口（包括农村人口）可通过投资落户、人才落户、投靠落户、婚迁落户、大中专毕业生落户、缴纳社会养老保险金落户等渠道获得宁波市的城市户口。这是全国第一个较为全面开放城市户口的中等城市。8月，河北省石家庄市出台了新的户籍政策，允许在石家庄市连续居住工作两年及以上的外来人口（包括农村人口）落户市区。这是全国第一个全面放开城市户口的省会城市和特大城市。12月，广东省宣布，2002年1月1日起，广东省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广东人只要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的职业，符合相关条件，户口上哪儿都行。湖南省则宣布：到2002年底，将逐步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二元制”的管理模式，实行本省户籍人口按照实际居住地登记，统称“湖南居民户口”。

但是，在欢欣鼓舞之后，我们还应该看到，“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农村居民都可以无条件地落户城市，他们还要跨越‘准入条件’的门坎。这在目前看，还是必要的，因为要在城市长期生活，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譬如要有住房、有工作，等等。”[8]

其实，造成城乡分割的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同样是一项与计划体制相适应的制度。以往，对于人民公社制度和粮油统购统销制度，我们采取的是“软着陆”的方式使之“自然死亡”，这无疑是明智的。因为这些制度发生、发展到最后消亡的过程都蕴含着其内在的合理性，所以，不妨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待其社会功能消失殆尽时，再给它一个“善终”的结局。如前所述，2001年5月，国家粮食局宣布废止“户粮挂钩”政策，然而在此时，恐怕它早已被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淡忘多年了。对于户籍制度，其结局可能不是完全废止，而是“蜕变”，如一些学者提出的那样，其改革的取向是使之彻底变成一种仅具有统计意义的依法搜集、确认和提供本国住户人口基本信息的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因此我们也毋须操之过急。

㈡．就业是转变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又是瓶颈

自从1985年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之后，户口管理本身对于社会流动的约束已经大大减弱。现在要做的工作是使在计划体制下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和公共设施与福利服务权，等等，逐步剥离，使各种基本权利在“城里人”和“乡下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常住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一视同仁，因为在这些权利上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剥夺，才真正是城乡分割的藩篱。[9] 其中，就业权是其中最主要的。所以，打破城乡分割真正的突破口应该选在就业问题上。

但是，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派生出8.9亿的劳动力人口（15—64岁），[10] 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大格局下，其中2.1亿在城镇就业，5.0亿在乡村就业。[11]  在上个世纪末，中国城市中突如其来的数以百万计的“失业洪水”和“下岗洪水”震撼了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对此，厉以宁评论道：“失业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经济中的首要问题”。[12] 胡鞍钢也把就业问题列为21世纪初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13]  从2001年的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1．城镇实际失业人口突破2000万人

2001年上半年，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是3.3%，登记失业人口是619万人；下岗人员是632万人，两者相加为1251万人。[14] 按最近发表的《中国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白皮书 [15] 提供的数字推算，城镇登记失业率已经达到3.6%，登记失业人员应该在670万人以上；[16] 下岗人员是870万人，[17] 两者相加1540万人。如果算上在“放假”、“歇岗”等名义下实际上已经失去工作岗位的“待岗”人员——这部分人最保守的估计也在500万人以上——实际失业人数会达到2000万人以上，城镇实际失业率应该是10%左右。[18]

2．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剩余劳动力有6000万

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自90年代以来也日益突出。中国的耕地面积人均仅有1.2亩，劳均4.1亩。中国已有1∕3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土地面积小于1亩，1∕3 的县（市）小于0.8亩，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的最低生存保障线。中国农村的土地正在逐渐丧失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而蜕变为对农民的“最后的保障”。[19]人地关系的紧张使中国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专家们估计在2亿左右。[20] 其中，乡镇企业吸纳了将近1.2亿（包括本地的和外来的），[21] 大约有将近7000多万已经向城市或者已经城市化的富裕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流动。在以上两个统计数字中，因为流动人口在乡镇企业工作那一部分是重复的，所以，实际上至少还有6000万农村劳动力需要工作岗位。

3．每年的新增劳动力有2000万

上述实际失业人口的再就业和流动人口的就业还要受到每年200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的挑战。[22]

综上所述，目前中国至少有1亿人需要就业岗位，这是按比较窄的口径计算的；如果从更宽泛的口径来计算，这个数字可能要大得多。

厉以宁指出：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用“把公开失业转变为隐蔽失业”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的。因为“农村人口被视为是全部就业的”，所以，20世纪60年代初2000万工人被精简下放和60年代末20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把公开的失业用这种方式全部转移到农村，实际上是变为隐蔽的失业”。[23] “还有一个办法，劳动部门硬往国有企业、‘大集体企业’里加人”，[24]这就形成了现在国有企业中占职工总数1∕3的冗员（富余人员）。[25]

因此，当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到一定程度时，计划体制造成的隐性失业就显性化了，并且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中国的失业问题，按厉以宁的说法，是“总量性失业”，是“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总量而造成的”。[26] 据2001年社会蓝皮书，中国加入WTO后，最乐观的估计（国际失业与就业委员会）是可以每年增加1200万个就业岗位。[27] 但是这对于上述数以亿计的劳动力供给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㈢．非正规就业以及就业与社会保障的二律背反

在上述就业形势下，中国的非正规就业将会大大发展。胡鞍钢最近指出：面对日益突出的就业矛盾，中国就业模式必须向非正规化转变。他认为，非正规就业不仅是解决中国严重失业问题的必由之路，也符合未来人们选择就业的发展趋势。中国非正规就业规模将不断扩大，未来10—15年内，非正规就业会接近城镇就业总数的一半。[28]

在这里，我们要突出的是“非正规就业”的一个特点，即雇员不参加社会保险或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这也就意味着就业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社会保障（指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成了“二律背反”。因为在计划体制下，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是呈正相关关系的，就了业就有了保障，这种思维定式流传至今。其实，随着改革的深入，就业与保障的发展方向已经不再一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两者开始走向对立面，摆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个两难选择。上述判断基于以下事实：

1．资本拥有劳动力市场的“定价权”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绝对的“买方市场”，这是中国几乎接近“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所决定的，这也使市场中的劳动力价格由雇主说了算。当前中国的市场体制又很不健全，资本为了赢得利润最大化，对劳动力成本是能压就压。而受雇者都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和从国有、集体企业出来的下岗、失业人员，由于在权力和信息等等方面的绝对不对称，他们对雇主拥有的劳动力定价权是无力抗衡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这个硬道理，他们的利益与资本是正相关的，所以对此也是眼开眼闭。雇主对于为雇员购买社会保险很不情愿，面对劳动部门社会保险扩面任务的重压，有时也为了留住人才，他们也会作出一些妥协，通常会给企业的生产骨干购买保险，而大量一线工人则根本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这样，从企业个数说，面已经扩得够大，但实际参保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在计算工资总额时，老板是能算多低就多低，社会保险收到的钱就更少了。

2．维持低成本是当前大多数资本求生存的基本方式

雇主们不愿为雇员缴纳社会保险费也有他们“正当”（此处打引号只是为了强调，而没有说反话的意思）的理由。当前，中国的企业正面临着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国加入WTO之后，商战的战场又扩大到全球化的国际市场。他们的竞争对手除了国内同行以外，还面临着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的挑战。因此，民族资本必须极力将生产成本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这几乎成为资本求生存的基本方式。对于进入中国的国际资本和跨国集团来说，更低的生产成本本来就是他们投资的目的之一。因此，无论民族企业，还是国际资本和跨国集团，都不会轻易地人为提高劳动力成本。如前所述，社会保险费用则是他们能够考虑“节约”的支出之一（有老板说，这本来是他们的纯利润）。目前的全球化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就是资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尤其是民族国家的限制）在全世界乱跑，哪里成本低就去哪里，这对劳动一方极为不利。国际资本如此，国内资本何尝不作此考虑。在我们庆贺我们的企业（国有、私营）走出国门，到第三世界，甚至第二、第一世界国家去办工厂时，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的资本也在开始尝试遵循上述规律办事了。这对经济发展本身是题中应有之义，在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以前，我们还不能触动它（一动它会跑）。所以劳动者是被动的（他不可以全世界乱跑），政府在这方面也是被动的（这只看得见的手不可能伸得那么长）。

3．即使是国有企业也得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

即使是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在近年来转变经营方式的过程中，也大都把职工的保险福利作为包袱给卸掉了。改革以来，国有企业在与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由于大多数对手一直不背社会保险的包袱，他们始终不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因此，20世纪90年代末，在“减员增效”的口号之下，让原来有保障的职工下岗，再以没有保障的“农民工”来取而代之，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乃至国家事业单位的非常普遍的做法，有时甚至整个地区、整个行业都采用这种卸包袱的办法来换取效率的提高。反过来说，增加人工开支（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就意味着改革成果丧失或部分丧失，坚持改革成果就得把人工尽可能地降低。我们又遇上了棘手的两难问题。

4．流动人口对社会保障制度兴趣不大

作为雇员进入企业工作的农民工，他们一般都比较年轻，养老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太遥远了，而医疗保险这样的“好事”他们又不敢想象。因为在政策上有关部门有“先养老、后医疗”（即不参加养老保险就不能参加医疗保险）和“雇主、雇员任何一方交不出保险费就停保”的规定，门槛太高、太多，无法进入。加之他们从以往的农村生活经验中得出的对政府承诺的不信任，所以这些农民工根本对参加社会保险不感兴趣。

综上所述，在雇主、雇员以及地方政府等所有与现行制度相关的方面都对社会保险不感兴趣的前提下，中央政府怎么下决心，有关部门怎样加大工作力度，甚至行政手段不行就用法律法规来干预，看来都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基于以上的分析，雇员不参加社会保险或不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的非正规就业会成为今后主要的就业方式，其比例甚至会超过胡鞍钢的估计。就目前的统计数字来估算，城镇国有单位（将近8000万人）加集体单位（将近1500万人） 再加上城镇其他单位（将近2000万人），职工总数在11000—12000万人。如果进城打工的5000多万农民工和累计1000万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很保守的数字）都算是非正规就业的且包括在上述职工总数中，则非正规就业的所占比重是50—55%；如果9500万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的职工都是登记在册的“正式职工”而5000万农民工不包括在上述职工总数中，则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加城镇其他单位职工）的比重是45%。如果再加上乡镇企业12000万人，那非正规就业的就在80%以上了。[29]

从以上事实看，如果要在就业和社会保险之间按其重要的程度排顺序的话，就业应该排第一，社会保障则在其次。其实，目前“就业优先”的论点已经得到相当一部分研究人员的认可。另外，如果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之间排顺序的话，则应该将医疗保险排在第一位。同时，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应该更加突出针对已经陷入贫困窘境的城市居民设计的，并由政府财政支持的社会救助制度，即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位，无论是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还是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二．义乌市的改革试点实践

中国社会从城乡二元化转变到城乡一体化结构，并不是等待某一天国务院一声令下——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从今往后统统是“中国户口”——就能够解决了的。从城乡二元化到城乡一体化是一个过程，其目的是要使现在的“农业人口”参加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因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的种种量变逐渐积聚而发生一种质的变化，进入新的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经理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或产业工人阶层等等，从而形成一种正向的社会流动。于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就需要发展出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去接纳他们；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就能够形成土地的规模经营而使农业重新成为有利可图的产业。只有这样，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走上一条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看起来，这像是“乌托邦”。然而，这些正是浙江省义乌市如今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为了真切地了解义乌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及其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所造成的影响，我们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就业司的安排下，于2002年1月到义乌市进行了调研活动。

㈠．义乌市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

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社会经济发展获得较大成功的城市相比，义乌市的发展呈现出一条比较独特的轨迹，这就是：“经商——实业——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1．兴商建市

义乌市独特的发展道路是被环境逼出来的。义乌市的社会经济环境有两大劣势和两大优势。两大劣势是：土地稀少，没有资源；两大优势是：市民素有经商传统，地理位置紧靠铁路。所以，“兴商建市”这一切合实际、扬长避短的发展战略使他们获得了成功。

在义乌民间，素有“鸡毛换糖”[30] 的传统习惯，如今这种“以物易物”的非常原始的商品交换行为被看作是在全国知名度颇高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历史源头。在极左思潮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做“鸡毛换糖”一类的小生意，是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现在为媒体津津乐道的是，80年代初小镇居民冯爱倩与县委书记谢高华“拍桌子”而获准摆出义乌第一摊的故事。[31] 直到1982年，义乌市的第一代露天摆摊的小商品市场才正式开放。[32] 20年来，义乌确立了并坚定不移地实施着“兴商建市”的发展战略，致力培育小商品市场，以后又经过三次升级换代，如今已经成为全国乃至东南亚最大的小商品流通、展示、信息和配送中心。[33]

在义乌市本地的小商品市场发展的同时，也有4万多义乌人走出家乡，把小商品市场办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在国内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了30余个分市场和国外的5个分市场，[34] 从东部较为发达地区的上海、广东、江苏、山东，到西部发展中地区的云南、西藏、宁夏、新疆等地，[35] 国外在南非、韩国等国，都有义乌人经商的足迹。

2．市场推动实业、实业带动就业

义乌人建立起了这样一个“四通八达、里应外合”的小商品流通网络，他们突然发现，为什么我们光卖别人生产的小商品，而自己不生产呢？于是，近年来，立足于发挥市场优势，“小商品、大产业，小企业、大集群”的工业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浪莎袜业、梦娜袜业等袜业企业在几年内奇迹般地崛起，迅速占领了全国袜业市场的大半壁江山，浪莎袜业已经流露出要做“世界袜业大王”的勃勃雄心；其他如服装、毛纺、针织、食品、家俱、建材、工艺饰品等行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就这样，义乌市形成了以二、三产业为主的新的产业格局。在2000年的119亿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仅占6%（7亿元），第二产业占51%（60亿元），第三产业占43%（52亿元）。[36] 其中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高出2000年的全国平均数（34%）9个百分点。

新的产业格局也造就了新的就业格局，2000年年末城镇单位从业人员的统计数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仅占1%，第二产业占14%，而第三产业高达85%。[37] 在2000年的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数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已经下降到52%，而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均占24%。

就业格局的变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突破口。从义乌市2001年的统计资料看，义乌市有67万在本地有户口的常住居民，其中，非农业人口13万余人，仅占总人口的20%，农业人口53万余人，占总人口的80%。[38] 但是，义乌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调查当时，义乌市人口已经达到91万余人，其中户口在调查当地、居住也在调查当地的有54万人，占59%；居住在调查当地、户口不在调查当地的有37万人，占41%。另外，户口在调查当地，居住不在调查当地的还有13万人。[39]

3．社会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化进程

在这种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义乌人开始有意识地把社会结构的更为本质的变化——“城市化”作为一个发展的新起点。媒体报道：“如果在几年前，你问义乌人，义乌有今天靠的是什么？答案会是：‘市场’！如今问同样的问题，许多人会告诉你：‘城市’。“当多数地方城市化进程刚刚起步，浙江省义乌市却已生动而实在地让人们感受到，城市化作为一种全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神奇魅力。……城市化成为现代化建设有力的推进器。”[40]

义乌市老城区只有几个平方公里。20年来，义乌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已经扩大到近27平方公里。近年来，义乌市委、市政府把城市化作为推进义乌发展再上新台阶的突破口，提出了城市化的新目标：到2005年，建成区要达到50平方公里以上。[41] 2001年3月义乌市把原有乡镇撤并为5个街道办事处和8个镇，使中心城区规划控制面积达300平方公里。发展远景是：形成一个中心（市区）、三个副中心（佛堂镇、苏溪镇、上溪镇）的网络化、组团式的城镇发展体系。[42]

义乌人很明白，城市化的中心应该是“人”。所以，在他们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人口的“集聚”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议程。20年来，义乌市的中心城区从一个2—3万人的小镇，发展成为人口36万，城市化水平达到45%的城市，[43] 而2005年的目标则要成为在建成区中聚集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44]

于是，本市、本省或其他省份的“农业人口”就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最直接的受益者。那么，按照实际上从事二、三产业又居住在城镇建成区内和其他建制镇上的人口计算，义乌市究竟有多少城镇人口呢？从统计资料中无从得知，因为没有这样的统计口径。在义乌市“五普”资料关于流动人口的分析中谈到几个数字：

1．来自市外的人口有28万人；

2．从本市经济较为不发达的乡镇流出并在本市流动的人口有9万人。

按上述口径，这37万人中都应该已经成为城镇人口，他们基本上是来自于农村（仅有极少数人是来自本省和其他省份的城镇人口或“非农业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包括从本市、本省和他省的农村聚集而来的流动人口，再加上本市的13万非农业人口，所以义乌市目前实际上的城镇人口应该已经达到50万上下。这也就是城市化带来的直接后果。我们看重这个数字，是因为其是与国际上常用的统计口径接轨的。

义乌市集聚的城镇人口，无论他原来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不但在数量上变化显著，在质的方面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媒体报道：“发展意识使学习成为需要。每当夜幕降临，在义乌城乡忙碌了一天的人们，纷纷来到各个学校或培训点，学习法律、管理、电脑、英语知识和务工基本技能。城区和集镇的30多所中小学校在节假日和晚上时间，为各种市民培训班所利用。义乌投资1亿多元建起了教育科技网，实现教育系统资源和市民的共享共用。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市有18万人参加各种业余培训。”[45]

媒体报道：“在互联网进入中国不久，义乌人已意识到只有拥有信息这一耳目，才能把致富的触角伸向每一个角落，并在全国率先开通了县级市因特网点。如今“商城信息”、“中华商埠”等五大商务网站让义乌与世界联为一体。目前，平均每天有1万多人次点击“中华商埠”网站，已接订单2800多笔，协议成交额达到3000万元。”[46]

媒体报道：“义乌市大陈镇举行第13届镇人大代表选举。引人注目的是，在80多名镇人大代表名额中，有7个是专门给外来人口代表的。……据最新统计，义乌目前外来人口已达41万人。如何保障外来人口的政治权益？义乌市人大把外来人口的选举权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外来人口被选为基层人大代表，可以促使他们增强主人翁意识，积极投身义乌建设；另一方面可以对当地政府提出建议、意见，是政府和有关部门听取外来人口这一群体意见的良好途径。”[47]

㈡．对义乌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变动的关系的数量分析

表1给出了义乌市各街道和镇的总人口数、本地人口的人数和比重、流动人口的人数和比重，根据这些数据，再联系各街道和镇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加以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很有趣的统计分析结果。

表1：义乌市各街道和镇的人口中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