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您长期关注、研究同性恋群体，就您的了解而言，中国同性恋族群整体的精神风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李银河：要谈论中国同性恋族群整体的精神风貌有相当的难度，因为这个族群中有些人生活得极为自信，充满创造的活力；另一些人却很自卑，压抑，生活在恐惧和痛苦之中；有些人属于社会上层，甚至是精英人物，过着雅致的生活；另一些人属于社会的下层，甚至是底层，在贫困和屈辱中挣扎。他们除了拥有共同的性倾向这一点之外，可以毫无共同之处。因此，要笼统地描述他们整体的精神风貌简直不可能。
记者：在中国，国家和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压制一向都不像西方那样激烈，因此有些人认为中国是同性恋者的天堂，您同意吗？
李银河：说中国是同性恋的天堂，此话半对半错。说它是对的，那是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有点古希腊的味道，性的艺术超过了性的科学，人们会认为，性就是性，性活动对象的性别并不重要。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同性恋的天堂。如果说这个论断有错误，那就是同北欧国家和旧金山相比，那里才真正是同性恋的天堂。在那里，同性恋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同性恋行为不仅不违反现行法律，而且有保护性法律（反歧视法）来保护同性恋这个少数族群的权利。
记者：长期以来，人们以异性恋为常态，以同性恋为病态，社会对同性恋存在着恐惧症，您认为怎样才能消除人们对同性恋的恐惧？
李银河：一方面，要介绍西方一些思想家和社会学家关于同性恋的研究成果和思想观念，使一般公众了解同性恋是怎么回事，应当如何正确看待同性恋现象。另一方面，应当提高国民尊重少数族群的一般观念，使人们认识到，歧视与自己不同的少数族群是一种落后的观念。这些人虽然在某些方面与多数人不同，但他们也和多数人一样是人，他们应当拥有同多数人一样的权利。
记者：在最近关于《婚姻法》的修改讨论中，您有一个给同性恋者结婚权利的提案引起很大争论。您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中国同性恋者可以获得结婚权利吗？如果答案是悲观的，那么您认为最大的阻力来自哪里？
李银河：我认为，中国同性恋者获得结婚权利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因为西方许多国家都纷纷批准了同性婚姻，可以说这是世界立法领域的新潮流。而中国正在各个方面努力与世界接轨，此类旨在保护少数族群特殊利益的立法也会成为我们中国效法的对象。如果说在近期还难以通过同性婚姻法律，那么主要的阻力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某些人歧视少数族群的思想和态度；第二，立法者对少数族群权利的忽视；第三，少数族群缺乏表达自身意愿的渠道。
记者：您是研究性与家庭、婚姻问题的专家，您认为同性恋伴侣关系给以传宗接代为主要目的的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带来了哪些冲击？
李银河：首先是观念上的冲击：中国文化特别看重生殖和传宗接代，所以大多数人以为只有异性恋的关系才是自然的，不能导致生育的同性恋是不自然的。而同性恋伴侣关系的存在否定了人们的观念，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不仅异性恋关系是自然的，同性恋关系也是自然的。生育不一定是人生最重要的价值，爱情关系和纯粹以快乐为目的的性行为也可以成为重要的价值。其次，同性恋伴侣关系还对中国传统婚姻家庭带来了事实上的冲击————婚姻不一定要由一男一女组成，也可以由两男或两女组成；家庭不一定要有孩子，也可以仅仅由两个成年人组成。
记者：中国同性恋者很多都选择了与异性结婚，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李银河：这是中国同性恋者与西方的同性恋者之间最大的差异之所在。原因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第一，中国文化中生育和传宗接代的压力比西方大得多，许多父母认为如果子女不生孩子就是对自己的不孝。第二，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崇尚一元、反对多元的倾向。所有的人都愿意跟别人一样，不愿跟别人不一样。
记者：当代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对同性恋问题有哪些主要认识？
李银河：一些最主要的共识是：同性恋不是犯罪，不是疾病，不是道德低下，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性取向。比较新的一种看法是：并不存在一种人，他们叫做“同性恋者”，他们有一种特殊的本质；存在的是同性恋行为和同性恋关系。
记者：您翻译的《酷儿理论》出版以后，引起了什么样的反响？
李银河：关注这一理论的主要在学术界，一般公众似乎觉得有点艰深。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理论有点超前，因为在中国，同性恋文化尚处于建设阶段，而酷儿理论不仅挑战异性恋霸权，而且对同性恋的“正统”观念提出挑战，这种挑战在中国似乎为时过早。另一种观念则认为，你如果仅仅要求开个窗户，窗户往往打不开；而如果你要求掀掉屋顶，倒没准能打开一扇窗子。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