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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社会学系列到目前为止共出版了五部著译作，即1998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同性恋亚文化>>和<<虐恋亚文化>>，199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性的问题>>，以及2000年由时事出版社出版的译文集<<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
<<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是一项研究的结果。这项研究所采用的是半结构化的访谈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主要原因是，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完全是个人生活史，隐私性很强。女权主义在研究的访谈方法中偏爱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这是一种定性的 (qualitative) 调查技术。它既不同于采用参与观察方法的民族学方法 (ethnography)；也不同于传统的在调查者与被调查之间缺少互动的大型结构性调查 (survey research and structural interview)。
对妇女个人生活史的访问和记录这一研究方法受到女权主义的高度重视，认为使用这种方法能够打破已有的边界，创造出新的公众话语。由于在过去的公众话语中，男性为主的色彩很重，因此女人的生活史在公众话语中的出现比起一般的个案生活史更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有助于打破以男性话语为主的公众话语，使两性的话语在公众话语中都占有一席之地。
我反对完全排斥量化方法的倾向，我自己以前做过的许多研究就曾用过量化方法。我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女权主义方法论与男权主义的方法论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前者乐于承认和采纳范围更广的方法和技术，其中包括那些并非不严谨只是不那么僵硬的方法和技术。我想，最好的作法是定性定量两类方法兼收并蓄。
采用这种深入访谈个案史的方法，我一共访谈了47位女性，她们当中年龄最大的55岁，最小的29岁；她们的职业有科技人员、教师、公司职员、编辑、记者、医生、会计、艺术工作者、行政干部、工人、军人、服务行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等等，以知识分子女性为主；教育程度最高的是研究生毕业，最低的是初中毕业；大学及其以上学历的占多数。对每个人的访谈短则一两个小时，长则四五个小时，有的还不止谈了一次。
这项研究涉及女性感情与性生活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事实，其中包括月经初潮，情窦初开，性压抑，性无知，性学习，初恋，异性感情，初吻，婚前性行为，初次性交，性交频率，性技巧，性快感，性美感，性交反感，性欲，手淫，避孕与人工流产，生育，家庭暴力，虐恋与强奸想像，婚外恋，离婚，同居，同性恋，停经与更年期，色情材料，性侵犯，感情与性的关系，感情与婚姻的关系，性与婚姻的关系，性观念，女性性权利，以及女性地位问题。
这本书采用的叙述方法是：将人们在前述某一项中的行为方式分类；在每一类中选录若干被调查女性的经历和叙述；并在每一项的结尾处略加评论。这些评论有些是我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和看法；有些是其他文化中人在该问题上的作法和看法；还有一些是我所看到的大思想家们在该问题上最富于启发性的思想。
<<同性恋亚文化>>一书是对我国男同性恋群体社会学研究中较早的一部。由于同性恋现象是一种复杂的人类行为方式，对它的分类必然是多样的。有些人自认为是同性恋者，但并无任何同性恋行为；有些人有同性恋行为，但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者。有些人是在周围环境中没有异性可供交往的情况下才找同性对象；有些人则在有异性可供选择时仍要寻找同性对象。有些男性在与同性对象交往时自我认同于女性；有些男性在与同性对象交往时仍旧在外表和内心认同男性。有些同性恋者的身份是公开的 (多在同性恋为合法的社会中)；有些人这一身份是秘密的；还有一些人的身份是半公开的 (如在中国受过刑事或行政惩罚的同性恋者)。有些同性恋者有长期的性爱对象，过着一种＂事实婚姻＂式的生活；有些则从未有过长期的固定伴侣，而是不停地更换性爱对象。有些同性恋者经常到社会上与陌生人交往；有些则从来不到社会上去，只同身边的熟人接触。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的统计，在美国那些公开身份的男同性恋者当中，有10%结为亲密伴侣，同居多年，不再找伴，过着与异性恋伴侣相似的生活，这批人造成的社会问题和自身的心理问题最少，自我感觉最为快乐；有18%的人属于开放性伴侣，即虽然经常有固定伴侣，但不断寻找新伴侣，这些人生活得不如第一种人快乐；还有15%的人属于＂游荡的单身者＂，他们性活动最为活跃，喜欢有许多性伴侣，而不是仅只一个，这种人以性活动为其生活的重心，不断更换伴侣，他们精力最为充沛，对自己身为同性恋者最为心安理得，性情友好，自信心强，社会及心理调适的成功程度仅次于第一类人；第四类人也有许多伴侣，但有心理和性方面的问题，不能成功地建立有感情的伴侣关系，这类人占总数的20%；第五类是非性的同性恋者，他们在性生活方面很不活跃，伴侣很少，与人没有亲密关系，很少与人接触，这批人大多年龄较大，占总数的16%；此外还有21%的人不好归入上述任何一类中去。
根据不同的标准，这个分类表还可以无限地延伸下去，我们的目的在于说明同性恋现象的复杂性及其导致的研究的复杂性。
鉴于同性恋现象本身的复杂性和目前我国法律政令、社会规范对同性恋现象所持的态度，研究只能秘密进行，因而不可能采用大规模随机抽样的方法。我们的研究于是采取了＂滚雪球＂抽样方法，即首先找到个别愿意接受调查的同性恋者，由他们介绍自己的朋友熟人，再由这些朋友找到朋友的朋友。用这种方法获得的非概率样本，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先天不足，即从严格的社会统计学标准出发，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难以推论及任何已知总体。然而，舍此之外又别无良策。我们只好在调查过程中，力求深入翔实，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好在这些现象，只要有一例确实存在，调查也就有了一定的发现价值，比之当代文化人类学研究中许可采用的以一个个案史对广大的社会场景作出描述的方法，这个调查还显得略胜一筹——我们毕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个案史。
调查的具体方法采用了深入访谈个案史和问卷调查两种方法，自1989年开始的这项调查，到1997年撰写增补本时，共积累样本约120人。在个案访谈中，大多访谈持续一两个小时；同有些调查对象前后深谈多次，将正在发展中的恋爱事件的最新进展也加在调查记录之中；有些调查对象是在看到本书的第一版及传媒的报道后，主动写信，寄来本人生活史和问卷，介绍自己同性伴侣的情况，讨论对同性恋的看法和评价等。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共设计了70个问题，回答问题的有两类调查对象，一类是在社会上较为活跃的对自己的性倾向持有乐观肯定态度的人；另一类是曾经或正在心理咨询机构求治的对自己的性倾向持有悲观否定态度的人。因此这个样本的代表性比起完全从寻求治疗的同性恋者当中所作的抽样，更能代表整个同性恋人群的一般状况。对上述两群人所作的比较分析，揭示出一些重要的区别。
这项研究所包括的内容有：同性恋现象的形成原因，同性恋身分的自我认同，同性恋者的感情生活，性生活，性观念，角色问题，性感标准，与异性的婚姻生活，与同性的社会交往 方式，同性恋者的价值观念，同性恋法律地位的变迁，公众对同性恋态度的改变，以及同性恋现象给人类的启示。
这项研究的初期调查是在1989年至1991年的3年间进行的。这本书的初版标题是<<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它在香港大陆两地出版之后，有许多同性恋者又匿名地寄来书后所附的问卷，写信来笔谈，或约我面谈。这些新的收获正是使我萌发出版本书增补本的原因之一。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本应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两个部分，但由于篇幅的限制，这本书只分析了男同性恋的状况，对女同性恋现象则放在另一本专著 (＂性社会学＂系列中的<<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 中加以讨论。
<<虐恋亚文化>>一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虐恋亚文化的社会学研究专著，其中包括虐恋亚文化的存在方式及其表现形式，虐恋个案，虐恋作品，虐恋成因，虐恋政治，以及虐恋对于人类的启示。
＂虐恋＂这个词英文为sadomasochism，有时又简写为SM、S-M、S/M或S&M，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艾宾 (Richard von Krafft-Ebing，1840-1903) 创造的，是他首次将施虐倾向 (sadism) 与受虐倾向 (masochism) 这两个概念引进学术界，使之成为被广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倾向一词是他用奥地利作家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但施虐倾向一词并不是由他首创，而是最早于1836年出现于法国的字典，到19世纪80年代才传播到德国的。我采用的＂虐恋＂这一译法是我国老一辈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这个译法令人击节赞赏，因为它不仅简洁，而且表达出一层特殊含义：这种倾向与人类的恋爱行为有关，而不仅仅是施虐和受虐活动。
虐恋似乎是一个离中国相当遥远的世界，至少在表面上看是这样：中国既没有虐恋者的俱乐部，也没有很多虐恋者去心理医生那里求治。有西方人把这看成是中国的一个特色，他们说，在中国的色情艺术品中，攻击性或虐恋的形象极其罕见。然而我坚信，中国的文化虽然有其独特性，但中国人与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这是基于我在中国与国外其他地方多年生活的经验之谈。在我多年的调查研究生涯中，也确实遇到过虐恋的个案：在关于女性的性与爱的调查中有虐恋个案，在关于男同性恋的调查中也有虐恋个案，还有从杂志社转来的向其求助的虐恋个案。虽然数量微不足道，但至少证明，虐恋绝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的现象。
在我看来，性思潮中最具革命意义的有两个分离，其一是将性快感与生殖行为分离开来，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大多数人的实践，就连最看重生育价值的中国人也参加进这一实践之中，虽然有许多人是迫于计划生育政策而不得不改变了他们对性的观念的——除非他除了生那一两个孩子之外完全禁欲；其二是将性快感及其他身体快感与生殖器官分离开来，当今世界中一种最先锋的性思潮是让性活动走出生殖器官的范围，将其扩展到身体的其他部分。社会批判学派在论述这种思潮的意义，女权主义也在讨论这种思潮对于女性的特殊价值。而虐恋的意义之一就在于它使快感与生殖器官相分离，在虐恋活动中，有时甚至可以完全脱离生殖器官，如福柯所说：它的另一个观念是把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变成性的工具。福柯以虐恋活动为证据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的观念，这就使虐恋不再仅仅是少数人追求快感的活动，而具有了开发人的身心领域、创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义。
虐恋还有一个重大的哲学意义：对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一直是被最为看重的一种价值。它似乎代表了启蒙和进步，与中世纪的蒙昧相对立。人们不仅认为理性优于非理性，而且认为应当用理性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有许多事是不能用理性来解释的。比如说艺术和人对美的感觉就很难用理性来解释。虐恋就有点像一种艺术，它是生活的艺术，是性的艺术。福柯关于虐恋的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是：为这一实践赋予的概念不像爱的概念那么久远；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精确地说，出现于18世纪末年。它造成了西方想像力的一次最伟大的转变：向心灵的谵妄状态的非理性转变。福柯认为，虐恋不是一种性变态，而是一个文化现象，是＂欲望的无限想像＂。虐恋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广泛的文化现象，还在于它造成了西方想像力的一次最伟大的非理性转变。我想福柯之所以会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可能是认为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的强调过了头，矫枉过正了，这也正是当今西方许多新思潮 (后现代主义、女权主义等) 的看法，有些激进女权主义者甚至将理性与男权社会联系在一起加以批判，为非理性＂正名＂。按照这种逻辑，虐恋活动也具有为非理性赋予正面价值的意义。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虐恋活动的娱乐价值：它是一种成年人的游戏，是一种平常人的戏剧活动。它可以将寻常的生活变为戏剧。它为暗淡的生活增加色彩，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平淡变为强烈，使疏远变为亲密。它又是一种优雅的消闲活动，这也是越来越多有钱有闲的人们参与其中的原因。说到有钱有闲，大多数中国人会略感不快，因为他们大多无钱无闲，我相信这也是虐恋活动在西方发达国家极为活跃而在中国却较为少见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对大多数中国人会变得越来越有钱有闲持乐观态度，因此不避＂超前消费＂之嫌，将虐恋世界的秘密乐趣揭示一二，就算让有钱有闲和即将有钱有闲的中国人看点＂西洋景＂罢。
要研究当代的社会生活而不研究性问题已绝不可能。整整一代历史学家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政治和战争转向了男女两性的日常生活。这是当代社会生活中生存问题的重要性下降，＂快乐＂问题 (福柯语) 重要性上升的必然结果。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性社会学已经从社会学的边缘地位走向中心地位。这也是我研究性问题的合法性之所在。
<<性的问题>>一书的第一章讨论了性的规范：人们认为什么样的性活动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可以允许的，什么是不许可的。谈到性规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性规范，正如哲人罗素所言：罪恶是按地理位置划分的 (Sin is geographical)。我们绝不应当以为，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套独一无二的、固定不变的性规范，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大量实证调查结果表明，某一种文化中的性越轨者，在另一种文化中也许完全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而某一种文化中认为应受到严厉惩罚的性活动，在另一种文化中竟是普通人的实践。
这本书的第二、三两章讨论了那些不同程度地违反了社会性规范的行为。
第二章＂违法的性＂是指违反社会现行法律的性活动，当然，它们也是违反社会性规范的性活动。值得研究的是，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对于性行为的罪与非罪的定义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最有意思且最值得研究的现象：为什么在这一社会中可以自由去做的事在另一社会中属于犯罪行为？比如，在西方国家很寻常、很普遍的性聚会 (sex orgy) 在中国就会导致主办人被判死刑的严重后果。这种差异所蕴含的文化的、权力结构的、社会控制结构的意义十分丰富。本书试图分析这些差异及其意义，对它们做出合理的解释。在这一章中，违法的性还被区分为有受害者的和无受害者的两种。
第三章讨论了＂违规的性＂。所谓＂违规的性＂是指那些违反了某个社会、某种文化中被大多数人认可的规范的性行为，如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同居行为，自慰行为等等。这些行为虽然不同程度地违反了社会行为的规范，但是它是相当大比例的人群的实践。＂违规的性＂中有一类行为比较特殊，是少数人与众不同的性行为，如同性恋行为。将一般违反性规范的性与这些与众不同的性两相比较，传统的社会规范认为，前者的行为本身没有错，只是行为对象错了，例如，虽然性对象不该是个没结婚的人，但异性恋性行为本身没有错；而后者却是行为本身就错了，如同性恋、虐恋等。
在讨论性问题时，性别角度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在西方学界，人们常常把性、性别和社会性别这三种概念放在一起来讨论，从中可以看到性别问题与性问题有着深刻的内在关系。这本书第四章专门讨论如何从性别角度观察性问题，以期理清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脉络。其中包括性的性别差异问题，淫秽品问题，卖淫问题，家庭暴力问题，以及女权主义的性政治。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性的理论，其中包括社会建构主义与本质主义，性身分政治，性与权力，性的多元论，以及酷儿理论 (queer theory)。目前，各种各样的性话语在这个世界上铺天盖地，势如汪洋。在我看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所谓＂酷儿理论＂。＂酷儿＂这个词原有怪异之意，是西方人咒骂同性恋者的贬意称呼。后来被激进理论家借用来为他们的理论命名，不无反讽之意。我觉得，把queer翻译成＂与众不同者＂倒是非常贴切的。酷儿理论是现代西方最重要的性理论之一。1998年初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参加一个性别问题的研讨班，有幸会见了当今美国最重要的酷儿理论家朱狄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 和葛尔·罗宾 (Gayle Rubin)，聆听了她们的宏论，印象极为深刻。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对这一理论略加探讨，并论及各种关于性的理论。我把搜集到的有关酷儿理论的最重要的论文翻译出来，介绍给对这一理论感兴趣的人们——这就是最近出版的一部译著<<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
酷儿理论是9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性理论思潮。在过去数年间，一个新的指称＂酷儿＂(queer) 从男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政治和理论中发展起来。酷儿理论目前是性政治中的活跃分子和学术界十分熟悉和钟爱的一个理论。
酷儿理论不是指某种特定的理论，而是多种跨学科理论的综合，它来自历史、社会学、文学等多种学科。酷儿理论是一种自外于主流文化的立场：这些人和他们的理论在主流文化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不愿意在主流文化中为自己找位置。＂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就是这些人的理论。＂酷儿＂这一概念指的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 (nonstraight) 的表达方式。这一范畴既包括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立场，也包括所有其他潜在的、不可归类的非常态立场。
酷儿理论是一种具有强大革命性的理论，它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新的人际关系格局，创造人类新的生活方式，它的做法是向所有的传统价值挑战。
它向传统的家庭价值挑战。一位酷儿理论家说：＂我认为，传统的家庭价值不会延续到下个世纪，随着人的寿命增加，我不相信人们能保持50年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生活。我想我们会找到某种既不是一夫一妻制也不是通奸活动的生活方式。＂
它向传统的性别规范和性规范挑战。对于酷儿来说，他们的亚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广大的有意识的表演性的性与性别角色的天地，他们可以从男性角色变为女性角色，从异性恋角色变为同性恋角色。对于一个酷儿来说，即使是一个有易性倾向的人，也没有绝对的必要做变性手述，按照酷儿理论，他完全不必受这个罪，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完全不必一致，想穿哪个性别的衣服，就穿；想过哪个性别的生活，就过；想做哪个性别，就做；完全没有必要认为，只有改变第一性征 (性器官、生殖器官) 才有资格做某种性别的人。按照酷儿理论的理想，在一个男人不压迫女人、异性恋不压迫同性恋的社会中，性的表达可以跟着感觉走，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分类将最终归于消亡；男性和女性的分类也将变得模糊不清。这样，性别和性倾向的问题就都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酷儿理论是一种具有很强颠覆性的理论。它将会彻底改造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使所有排他的少数群体显得狭隘，使人们获得彻底摆脱一切传统观念的武器和力量。酷儿理论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为我们昭示了新世纪的曙光。
福柯曾表达过这样一个思想：一个在性方面完全没有禁忌的社会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证人们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权利，以及改变规范的自由权利。我对中国文化在性方面总的看法非常不乐观，福柯曾批评我们对手淫的看法停留在18世纪欧洲的水平上，不仅如此，在我看来，我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作法还停留在西方本世纪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而对于色情材料和卖淫的看法和作法也远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因此西方学术界对于性问题的所有讨论，西方的性实践，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完全像外星球的事一样遥远。这其中文化的因素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在此斗胆提出一个假设：假设中国文化的包袱对于我们不再是那么沉重；假设中国人除了吃饱穿暖传宗接代之外也有了一点对性快乐的要求；假设中国人也愿意有选择性活动方式的自由；假设中国人也喜欢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趣、更快乐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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