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目前所关注的理论问题主要有三个：社会结构、非正式制度和国有企业的逻辑。
我曾经撰文指出和论证，社会结构转型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即认为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这就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实际上这也不是什么新见解，我只是借鉴了社会学中经济活动“嵌入”社会关系网络的理论和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组织对市场具有替代作用的理论，并将其融合在一起和扩展化了。我认为，在家庭经营组织中、在企业中和在社会的非正式制度中（社会潜网），都存在着与其组织形式相配套、相契合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网络会影响人们的行为，影响社会资源的配置。如家庭关系在家庭经营中可能保险为利他主义，从而构成家庭经营中的互助和共同抵御风险的机制；在私营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一定阶段，家庭关系可能会形成一种降低监督成本的机制；而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家庭关系可能会成为修改科层制的运行方式。这都是社会结构影响社会资源配置的形式。处在社会结构转型期的国家，社会结构转型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会更加明显和具有分析意义。
我对“非正式制度”的兴趣来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事实。人们普遍看到的情况是，那些经济迅速发展和起飞、民众生活快速改善的地区，往往并不是那些具有大量国家投资项目的城市地区，而是那些具有传统的工商精神（Business Spirit）的乡村地区。这种地区（苏南、闽浙、珠江三角洲）在发展中所利用的许多行为规则，既不属于科层制的令行禁止的规则，也不属于市场的交易契约规则，而是靠传统伦理、家庭网络和人情信用等维系的一套“非正式制度”的规则。
这套“非正式制度”得以发挥巨大的作用，在中国有它的特殊条件：
一是中国的乡村历来是正式制度薄弱的区域。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过去的皇权和绅权制度时，就曾提到过皇权止于县的现象，在县以下，是科层制贯彻不到的民间绅权区域，或者说是一个自治的区域。中国现在的行政科层制贯彻到了乡镇，但乡镇以下，实际上留有很大的自治空间，也是正式制度薄弱的区域，在法律上，村一级权力也属于乡村自治组织。自治的空间和正式制度的薄弱，成为非正式制度生长和发挥作用的土壤。
二是中国正处于一些旧的正式制度被突破或破除而新的正式制度（行政的和市场的）尚未建立或完善的时期。这里涉及到一个正式制度的起源问题，即正式制度究竟是自下而上的，通过非正式制度的过渡而形成正式制度的呢？还是自上而下的，通过理性设计、法令法规的颁布形成的呢？在我看来，前者是更基本的过程，后者的形式化过程一般都是以前者为基础的。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往往在某些方面形成正式制度的“缺位”的状况，而正式制度缺位的区域和时期，正是非正式制度活跃和发挥更大作用的区域和时期。
三是在那些历史上具有工商精神的区域，一直存在着与市场活动相切合的，或者说市场活动“嵌入”（embedded in）其中的非正式制度的社会网络。在公社制度解体以后，这种传统的社会网络成为新的经济活动扩展和运行的依托，而经济活动本身具有的扩张性，又使这些非正式制度到处传播。
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与“传统”相联系的，所以用“现代性”的价值尺度对其进行价值评价具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方面它们（非正式制度）的本质特征往往是“传统的”、“乡土的”、“前现代的”或“反现代性的”，另一方面它们的功能在一定的范围和时期又是促进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并似乎成为向现代化正式制度顺利过渡的必要桥梁。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真问题”。
为了研究国有企业的运行逻辑，3年前我就组织了对9个城市500多家国有企业的问卷调查，此后又进行了个案调查和访谈调查，我们没有急于发表我们的看法和研究结果，是想使我们的研究结果得到来自更多方面的佐证。我们的基本看法是，国有企业是理性人，因为它追求效用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它并不是完全的经济人，因为只有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与它的综合福利最大化目标一致时，它才追求利润最大化，所以它追求的是相对的利润最大化，但这并不防碍它是理性决策者。正是由于追求综合福利最大化这一逻辑前提，国有企业的行动逻辑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密化的方向展开：综合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规定了国有企业并非具有单一的利润取向，福利保障作为利润的替代指标引导企业走向功能内卷化，即福利功能向企业内部的转移和扩展，功能的内卷化决定了企业人员的过密化，即在企业总产值递增的情况下，由于人员及相应福利支出的增多而出现人均效益产出的递减，而人员过密化所形成的企业内相对独立的利益格局，反过来又成为企业功能继续内卷化并走上福利化道路的条件，以致于不打破这一利益格局就无法改变国有企业的这种运行逻辑的轨道。
我们解释国有企业运行逻辑所使用的“内卷化”或“过密化”概念，受到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小农经济运行逻辑的解释的启发。他用“过密化”或“内卷化”（involution）这个概念来解释农村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悖论现象：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耕地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生产越是过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通过资本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道路。要改变这种过密化的增长逻辑，就要使被替代的劳动力寻求另外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长江三角洲农村正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才改变了这一运行了几百年的逻辑。
国有企业要走出自身有增长而无发展的过密化逻辑，也必须通过提供“另外的就业机会”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