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命文字，又要写成随笔形式，这本身就是个悖论，海峡那边称之为吊诡，其实都来自西文Paradox，其原义是“类似于正论的”。以前已经习惯了听老一辈讲他们的过去和人生体验，习惯了听那种凝重的话语和沉重的话题，在这种聆听中仿佛跨越了代际之间的时空，有了心灵上的碰撞和沟通。现在，忽然到了需要我作为“过来的人”和更年轻的朋友沟通的时候，才蓦然间感到时光流逝的一去不返和青春不再留下的追忆。社会变迁的迅速使我们和新一代的朋友似乎也有了新的“代沟”，他们对新事物的敏感、对新知识的渴求和对新趋势的热情，常常使我和我们这一代人也感到惊奇，甚至他们日常生活的话语有时也使自认为思想并不陈旧的“我”感到陌生。但我坚信代际更替和知识积累的进步法则，历史总是需要铺垫的，经过生活之河经年累月一浪接一浪的冲刷，才能留下来晶莹的象宝石一样的颗粒。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总是愿意向父辈高喊“理解万岁！”，现在易位变换角色，真有一种惶恐和不安。

当兼职老师：并非自愿的选择

听我祖父讲，我家是曾连续五代从事乡间私塾先生行当的世家，但从未出过考上那怕是秀才头衔的人，所以谈不上书香门第。我祖父给我灌输的观念是，将来是读书人管理的世界，不管世道怎样变，只要读书就有饭吃。读书教书在他眼里就象是一门祖传的求生技能，但他那并非密不宣人的技能留给我的深刻印象，就是他作为有问必答的方便活字典和他算帐时打算盘的娴熟，这两项技能如今已被电脑和计算器替代。
“文革”中的社会影响改变了我的家传的对“教书人”的看法。那时我父亲在一所并不出名的大学里当校长，他首当其冲受到猛烈的批判，幸好他给人的“老实人”印象和他对政治风云的嗅觉不灵敏救了他，他很快“靠边站”，并去“五七干校”下放劳动，避免了许多皮肉之苦。我生活周围的那些平时自视甚高的著名教授，一时间也都斯文扫地，是真的去扫地和打扫厕所。社会的舆论和青年人的叱咤风云的激情，似乎在塑造着一幅“教书人”的漫画式的形象：戴着一圈迭一圈的高深度近视眼镜，不谙世事，不懂生活，迂腐陈旧，远离社会。一位教授对“尼龙袜”的无知曾成为普遍嘲笑的话题。我的父亲，这位辅仁大学（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参加革命后多年从事行政事务，甚至把英文的基本词汇忘得精光，但我当时真感到庆幸他因此而没有留下太多的笔墨文字，免受了许多刨根究底的无情批判。我当时作为“黑七类”和“走资派”的“可教育好子女”，受尽了徒然而来的白眼和冷遇，在心灵留下难以抚平的创伤。当时的社会环境塑造了我和相当多青少年对“教书人”的蔑视，我下定决心，今生绝不从事教师的职业，断了世代教书维生的家传也在所不惜！
另一件事情强化了我的这种意识。我中学的班主任是一位数学老师，由于我对学习三角函数的偏爱和数学课程考试也常名列前茅，因而得到他的青睐，但我同时也是一伙他所头痛的捣蛋学生的同党，使得他常常要对我进行规劝和警告。这位班主任当时已经30多岁，还没有女朋友。当时城市中的习俗一般也是男的26、27岁结婚，他未能找到女朋友可能是由于他的富农出身和不善交往。但他没有女朋友成了我们这些捣蛋学生私下里的笑柄，有时甚至当面以此取乐，令老师十分尴尬。那时的学生对老师常缺少应有的尊敬，一个个心里想的都是干什么也别干老师这种受学生嘲弄的行当。有一天，我父母的过去的老同事来我家作客，谈起他们有一位侄子在附中教书，希望能请来一起作客，家母让我赶紧跑腿去请，谁料想要请的客人令我大惊失色，他竟恰恰是我的班主任，可以想象的出我当时的窘境。幸好这位不显山不露水的班主任还能虚怀若谷，对我过去的不恭之举竟一字未提。事后我未敢询问他是否以前就知道这层关系，但当时我想他若知道而不露一点口风，也真够故作深沉的。从此我更坚定，千万不要去当老师。
星转斗移，春秋几度。我父亲在家养病闲住，通读《鲁迅全集》，引得我也跟着看鲁迅的“花边文学”和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父母下放后，怕我自己在家学坏，委托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邻居阿姨监管，这位阿姨没有别的高招，为把我拴在家中，靠工作之便，每周都偷偷给我借回一摞当时还属于禁止的有关文学、社会、历史的“资产阶级”的书。此后当兵服役几年，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就沿着学士、硕士和博士一气读了下去。后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但终究还是作了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虽说当老师并非我自愿的选择，但我过去生活和学习中的老师，不知怎样已经潜移默化地为我定下人生道路的坐标。也许这是一种命数和家传的遗风，一种意识抗拒不了的渗透到血液和骨子里的东西。

治学诀窍：耐得住枯燥

大学毕业后考上出国留学生，因名额问题改派往法国，我们几十个人只好到北京语言学院改学法语，强化训练了一年多，每天早晨6点起来枯燥的背单词，晚上躺在床上停录音直到入睡。
1983年终于到了过去通过巴尔札克和雨果的小说了解的法国，心想总算结束了锤炼入学敲门砖的枯燥生活。望着巴黎塞纳河的潺潺流水和富人区华丽住宅上面的亭子间，不禁想起巴尔札克小说中描写的外省小人物到巴黎不择手段地挤入上流社会的奋斗过程。第一学年下来省下的钱，就和同学结伴而行，买欧洲学生暑期旅游通票，背着睡袋游遍欧洲的主要城市，据说我们是第一批这样旅游欧洲的中国大陆学生，到哪都被当作日本人。
旅游归来后兴致勃勃地给导师谈一路趣闻，导师却沉着脸甩给我一份长达几页纸的读书书目。回去细看，心情一下凉了下来，所列的书目都是老掉牙的古典的不能再古典的著作，我当时心仪的确是最时髦的理论和最新潮的趋势，心想读这些书还用不远万里跑到国外？此后曾多次试着和导师讨论一些最新发表的新奇理论，以便炫耀自己阅读的广泛和对前沿问题的跟踪，没想到没有一本书逃出导师的阅读视野，他的知识面就象弥勒佛的手掌心任你翻跟头，最后还是仍过来那句老话，回去读经典，要耐得住枯燥。我多想让导师更多地带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更多地去访谈那些大公司和机构，更多地参加学者的聚会和沙龙，但导师似乎最卖力的就是开书单。我所在的巴黎第一大学（巴黎索邦大学，University Pantheon-Sorbonne）座落在市中心塞纳河畔的拉丁区，它的前身是13世纪中叶创立的索邦神学院，是世界上最早的几所大学之一，周围却是众多的一天到晚热闹非凡的咖啡馆，很多是过去名流学者经常聚会的地方。我常想大学设在这里真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面对那么多的诱惑让学生如何守住清心、修成正果？在这样的环境中读导师列的古典书目，有时读起来说实在的味如嚼蜡，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读，读书笔记就作了11本。我曾心想，西方的导师也没有什么治学的诀窍，无非是耐得住枯燥而已。
这耐得住枯燥的读书，参加工作后才感到使我终身受用无穷，因为以后忙着进行课题研究，
忙着进行实地调查，忙着整理数据和资料，忙着著述写文章，还忙着各种科研、教学和外事的行政事务，再也没有这么集中的时间安静地读书。倒是我的博士生的读书不断鞭策着我，看到他们捧着自己的博士论文就象捧着自己新生的婴儿，我也分享一份他们耐得住枯燥后的喜悦。

为了中国：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感

费孝通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扉页题写了四个大字：“为了中国”。每个字的笔锋都显得那么凝重和岁月沧桑，这凝聚着一代人的期冀和使命感。
我80年代初赴西方求学的时候，受到的最大刺激是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与原本想象的出入太大，尽管事先阅读了许多材料有了思想准备，但西方的普通人对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漠然和轻视仍然出乎意料，至多也就是对遥远东方的好奇，西方媒体谈论中国的话题几乎是凤毛麟角，而美国和日本在欧洲的影响比比皆是，中国的商品也只能摆在廉价的店铺，中国到法国的代表团也常往跳蚤市场跑，在地铁里见一队西服笔挺东张西望的亚洲人的眼神，就可以立刻断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他们常成为吉普赛孩子帮伙围住掏摸口袋的对象。90年代再去法国时，情况为之一变，从日常生活中显露出的中国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了，中国巨大的购买能力成了新闻媒体的重要话题，很多财团和公司设立了专职的对华贸易人员，我的许多过去的同学依靠从事对华业务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到法国访问和旅游的中国人开始常出入于高档商店，中国的产品也进入了“老佛爷”（Lafayette）等老字号豪华店，中国人走在街上的眼神也开始变得悠闲、随意和泰然。过去出国买什么都觉得是天价、老是在橱窗前驻足观望的中国人，现在也感到许多东西比国内还便宜，甚至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国内买不到的东西，再也看不见过去大包小包的往国内捎家用电器的现象。
我80年代末回国后，急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发生的变化，立刻到山东陵县这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年跟踪调查点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调查。乘车颠簸在乡间望着一路的尘土和盐碱地，入户访谈与不善于薄记的农户一起计算着货币和实物的收入，为了一个数据的真实性书生般地与统计部门争得面红耳赤，晚上回到居住的平房点燃已忘记如何生火的冒烟煤炉......我常常禁不住的思忖：中国的现代化还将是一个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路程，主要是与西方相比农村的差距太大了。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变化也在农村，在胶东半岛，在苏南地区，在浙江的沿海和北部，在福建的沿海一线，在珠江三角洲，这个上亿人生活的农村区域正在迅速成为新兴的城市群带，其发展的趋势就象是上百个城镇构成的洛杉矶，其变化速度之快和观念更新之快令我们这些常下去调查的人也惊讶不已。现实生活底层结构出人意料的快速变迁，是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刺激。我所感到欣慰的，并不是自己的研究对现实的变化起到了那怕是十分微薄的作用，而是意识到我的研究也已经融为这伟大变化的一个有机部分。
与年轻的亲近朋友谈我的这种“使命感”情结，他们常常会带着怜悯的神情平淡地问，你们这一代这样活得累不累，谈点别的轻松的行不行？弄得自己倒要反问，难道真的是我自作深沉，总是不自觉的扮演布道传业解惑的角色？
我想我总可以对我5岁的儿子灌输点我的“使命感”，他却根本不理这碴，扬起头来理直气壮地要求给他买手表，还说幼儿园的好多小朋友都戴着，最好是有数字显示的那种电子的，我真想对他说你爸爸过了20岁还没戴上手表呢，真是烧包的，但我妻子却说现在都这样，而且一下子就给他买了两块表，说换着戴。
世界在变，生活在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但“为了中国”，是我改不了的情结。

做学问的代价

在中国旧时科举制度下，做学问几乎是社会地位升迁的唯一通道，韦伯所说的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声望等要素，似乎都可以通过“做学问”来获得。这种以官场考试定终身的科举制，本应是现代文官制的起源，至少比世袭制要先进的多，但韦伯却认为，现代的科层制只能产生在属于法理型的“形式法律”传统的国家，而象中国这种依据绝对价值衍生的法律原则行事的伦理型国家，其基于科层制的古代文官制度不可能发展成现代的科层制。不管对科举制的评价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升迁的道路是愈来愈宽广、愈来愈多样化了。
但传统的力量仍是巨大的，现在人们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仅丝毫未减，反而变本加厉。在文革中失去了受正规教育的机会的一代，似乎要把历史的遗憾在子女身上得到补偿，所以对子女教育的严厉史无前例，看着那些每晚挑灯奋读至深夜十几岁的孩子，真感到他们之间的竞争比大人们在市场上的竞争还要残酷，不亚于过去的“头悬梁、锥刺股”。残酷的还在于如果考重点中学或大学差几分，就要缴纳几万元的“自愿赞助费”，那相当于父母几年的工资，而且父母还都争先恐后，把子女的学习竞争变成父母之间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孩子学习不努力，父母还能有好眼色看。然而，与过去相比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似乎希望孩子以后“做学问”的父母的比例愈来愈少了，把“做学问”当作人生道路的选择青年人的比例也愈来愈少了。过去一直要求知识分子要走出书斋，深入到实践中去，似乎做学问的都是十年寒窗苦、不问世间事熬出来的，书读的够多了，但书生气太足，不知世态炎凉和人间世故，所以要求他们深入实际“了解社会”。但现在随着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跳槽转业，知识分子中也愈来愈多了深通世故者，几天就攒出一部“著名专著”，吃吃饭聊聊天就写出“有价值的研究报告”，从英特网上下载点信息就编本书的，大有人在，由此人们又开始强调，做学问的要能够坐冷板凳，似乎做学问就是“坐学问”。
在充满着各种社会升迁机会的今天，做学问的代价似乎愈来愈高了，或者说机会成本愈来愈高了。它不仅不再是读书人的第一位选择，简直就是丧失了“比较优势”的职业选择，因为做学问可能意味着发财无门、做官无权、潜学无名，还可能意味着没有车子、宽敞的房子和以后供子女上学的票子；而一旦做学问的人去追求发财、作官和虚名，他也就不再被认为是在真正做学问了，而且比那些理直气壮的追求名、权、利的人，显得还要虚伪和装模作样。做学问似乎要变成一种非职业化的活动，成了一种副业、一种嗜好，一种个人的追求，甚至一种消遣和奢侈。说自己在做学问，似乎不是在说一项工作和职业，而是在说自己没有打牌撮麻钓鱼蹦的，而是在从事更加高雅的业余活动。不过我总以为，这是中国转型期的社会价值错位。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社会普遍崇拜的、具有权力符号的象征意义的重要价值，但随着时代的交替和社会的变迁，这种符号是在变化的，人们的价值观念也是在变化的。在未来的时代，知识的作用会愈来愈大，人们做学问的方式可能会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做学问作为一种职业是不会消失的，而且会取得它应有的社会地位。因为，一个成熟的社会，需要有对它当前的轰轰烈烈的事具有反思能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