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上升到43.9%，城市化进入加速期。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化的内涵发生质的变化，在继续推进以内发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城市化的同时，以外发性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城市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型动力机制，正在经历现代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化并行的压缩型城市化阶段。认清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对于解读我国城市空间的社会特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城市化动力机制；现代城市化；全球城市化；压缩型城市化

根据时代背景和变迁内涵的不同，城市化动力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现代城市化，其核心内容是从传统型城市向现代型城市转变，城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流动带来的人口数量增加、人口密度增大以及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同时包括城市中枢管理功能履行水平的提高。这一动力机制对包括郊区在内的城市地区整体产生了广泛影响。另一种新的力量是全球城市化，其动力机制来自外来资本、信息和劳动力跨国流动，这种动力机制对大城市以及城市核心区的影响尤为显著。在探讨我国城市发展动力机制时，有必要区分上述两大类型，探讨不同的动力机制给城市空间的建构与再建构带来了哪些影响。

一、关于现代城市化

1．现代城市化概念

现代城市化是社会结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城市化水平是社会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现代城市化发展动力机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人口的城镇化，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聚集，人口流动推动了城市数量的规模扩大、人口密度增长以及人的异质性增强。最早提出这一理论的是美国芝加哥学派，这一学派把城市看作人类生态空间，认为“野生的城市”空间具有类似自然生态空间的社会秩序，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特有的亚文化。在我国，城市化率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的17.9%上升到2006年末的43.9%，全国城镇人口达到57706万人。其中，我国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54.6%，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40.4%和35.7%。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为88.7%，其次是北京的84.3%以及天津的75.7%，中国正在从城市化初始阶段进入一个城市化加速期。

现代城市化的另一动力机制是产业化的发展，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城市人口的职业以非农业为主。按照城市社会学理论，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聚集的根本原因是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种管理功能集中在城市，城市是各种管理功能的结节机关，整个社会建立起以城市为中心的管理体系，城市通过这一体系管理包括农村在内的地域社会乃至整体社会。履行这些功能的组织机构集中在城市，从而创造出大量就业机会，吸引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的主要管理功能包括为人员交流提供服务的交通机构，从事物质生产与商品流通的机构，提供信息与知识的生产、流通的研究、教育、出版与传媒机构，提供城市生活服务的机构，包括医疗、法律、宗教、艺术和娱乐，管理货币流通的金融财政机构，提供行政服务的政府、司法与治安机构。在面向现代化的城市发展阶段，产业化是最基本的经济动力，特别是以钢铁、煤炭、石油化工、汽车和机电为代表的重工业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这一理论的代表性学者是日本城市社会学家铃木荣太郎。实际上，我国正处于重化工业时代，凭借着人口红利，成为世界目前最大的加工厂，城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动力。

现代城市化动力的第三种类型是城市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迅速普及。不容忽视的是，城市生活方式本身就是吸引人口特别是年轻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重要动力。对于青年农民工来说，就业是在城市谋生的手段，而城市便利的生活方式才是吸引人口流向城市的核心内容。城市生活方式不同于村落生活方式的根本特点在于，生活中的相互扶助功能从邻里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转移到专业机构，基于目的理性的有选择的、匿名化接触成为城市人社会交往的主要特征，社会环境对人的束缚程度减弱，人的自由程度提高，从而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社会空间。

社会学把包括人口城镇化、产业化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普及三个社会变迁过程称为城市化（Urbanization），这一过程对包括郊区在内的城市整体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2．我国的现代城市化发展

1949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基本上属于现代城市化，其目标是实现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提高城市的产业结构水平，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这一阶段城市变迁的主要内涵包括城市住房建设、完善学校与医疗卫生设施建设、推进城市道路公园等基础生活设施建设。之所以把我国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称为现代城市化，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目标主要是为了满足城市自身的内在需求，建立和完善一个现代城市必备的基础条件，其发展动机具有显著的自主性和内发性。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城市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职住一体化”，即单位职员居住在本单位建设的住宅区内，职场空间与居住空间一体化，这是我国城市空间特有的一个社会特征。实际上，单位制度下的居住区是单位多元功能的一部分，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城市地缘社会。8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城市基本社会组织的“单位”制度开始改革，单位所拥有的生活保障等次功能逐步分离出去，城市固有的地缘组织——社区开始形成。可以说，我国的城市居民对80年代后期开始的城市变化感受最深的是住房产权变革。80年代以前城市居民大部分居住在作为单位福利的宿舍，1998年以后城市住房自有化和货币化改革开始实施，城市居民开始拥有自有住房，并逐步组织业主的纯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自觉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007年10月开始实施的《物权法》承认了包括住房在内的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为业主维护合法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必将推动城市社区的健康有序发展。

由于住房建设与分配功能从单位制度中分离出来，房地产业兴起，城市建起了大量超高层公寓小区，人们获得了选择居住空间的自由，城市开始出现“职住分离”现象。应当强调的是，住宅空间、职场空间的相互分离是城市有别于农村的重要特征。村落社会是自给自足的生活生产空间，人们足不出村就可以满足生活的全部需求。而城市则不同，人们可以感知和行动的城市空间扩大，城市工薪阶层形成了每天往返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城市型生活结构，同时也形成了功能分化的城市空间结构。我国城市的上述变化是在现代化的框架下发生的，可以称之为“现代城市化”。

二、全球性城市化与压缩型城市化

1．关于全球性城市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始于发达国家的信息化和海外直接投资热开始兴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资本与劳动力的跨国流动网络，城市则成为资本与信息、异文化与新移民集中的结节点。伴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成熟，信息化取得了迅猛发展，空间随着速度的加快变得似乎可以超越，国家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城市之间的距离被拉近，相互依存性增强。这一变化在核心城市表现尤为显著，城市结构出现趋同现象。与此同时，城市跨越国界建立起直接的相互联系，全球城市（global city）取代国民国家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

按照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世界经济正在建立一个相当广泛的分工体系，这一体系由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和多个政体组织构成。全球化的形成可以追溯到16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依靠市场体系扩展推进的经济一体化是全球化发展最重要的动力，在全球化创造出的共有空间中，经济空间处于优先位置。沃勒斯坦指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一个不均等结构，按照其经济发展水平，欧美发达国家处于世界体系的中心位置，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半边陲和边陲位置。进入90年代，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互联网的普及，全球化出现了加速度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对其经济结构、劳动管理形态以及国家形态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边陲关系则是通过世界性城市的舞台展现出来的。在世界体系理论的基础之上，城市社会学家J.弗里德曼提出了世界性城市假说：“一个城市与世界经济的整合形态与整合程度，在新的分工体系中被分配的功能，对该城市内部的整体结构变动产生决定性影响”(Friedmann，1986，p.70)。弗里德曼认为，第一，具有中心意义的城市将成为跨国资本推行空间组织化和生产市场分工的基地。世界性城市将通过各种联系被排列在呈阶梯状的、复杂的空间体系之中。第二，世界性城市对全球化的控制功能实质上是其生产和雇用能力的反映。第三，世界性城市是国际资本主要的聚集点和积蓄点。第四，世界性城市是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移民聚集的目的地。第五，世界性城市的结构使产业资本的矛盾突显出来，带来了阶级在空间上的两极分化。第六，世界性城市成长带来的社会整合的巨大成本将大大超出国家财力所能承受的水准（Friedmann,J.，p.74）。

    我们来看看东京的世界性城市化进程。按照弗里德曼的分析，在世界性城市体系这一复杂的空间阶层结构中，东京与美国的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以及欧洲的伦敦、巴黎一道，成为中心地区的首位城市，而且是亚洲地区惟一的世界性城市。东京都1986年制定的“第二次东京长期计划”明确提出“将东京建设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世界的、富有魅力的国际城市，成为世界性城市是21世纪的东京惟一要走的道路”。其主要背景是，金融的全球化从80年代开始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剩余资金加入跨国流动；日元的大幅度升值推动了日本企业向海外的大量转移；新自由主义抬头，开放市场和放松对经济活动规制的潮流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在国际关系层面上，由于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要求日本扩大内需。日本国内也有将民间资本用于公共事业与城市开发，以增强民间经济活力的要求。从城市层次看，港湾、交通和都心办公设施日趋老化，城市功能达到极限，难以适应全球化的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东京开始向世界性城市转变。全球化首先伴随着人员、物品、资本与信息的流出与流入规模扩大化的趋势，它标志着一个城市对外开放和参与程度的提高。80年代前后，多种经济管理功能向东京一极集中的程度迅速提高。除在70年代就已达到81.1%的外国法人数量保持持续增长之外，所占比重在全国超过50%以上经济指标还有信息供给量、票据交换额、信息服务业从业人员、股票成交量、大企业总公司数、进出口贸易额以及电脑交易额，东京无庸置疑地成为日本的信息、金融和对外贸易中心。在开发东京过程中，大量外国移民流入，1985-1995年之间增加了70万人。外国移民大多数依然是处于劳务市场边缘的低薪蓝领，但技术工种和生产工程人员在减少，而专门职业、技术职业、事务性职业在增加。东京的外国移民居住地沿袭了传统的阶级分化的模式，主要分布在池袋等城市中心设施老朽的地带，或向北部郊外扩展，形成了新的蓝领工人居住区，建立了新的社会交往圈。

    在我国，海外资本投资对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例如，珠江三角洲一带外资企业创造出了巨大的制造产业，从而把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区变成了农民工的流入地和初级劳动力市场。而在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大城市，跨国企业的总部不断聚集，增强了城市的中枢管理功能，并带动了为跨国企业提供生产者服务的相关企业的聚集。脑力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足够聪明才智的人生活在城市，服务于外企的律师、会计师、广告师以及翻译等高级专业技术人员比例迅速上升，高薪职业阶层形成。为了吸引人才，需要对旧城加以改造，创造宜居的城市环境。

2．压缩型城市化：两个城市化过程重合并行

    我国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具有特殊性，既包括现代城市化动力，又包括全球城市化的力量。这是因为我国的城市化属于后发型和压缩型，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推进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又要面对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全球城市化。因此，在我国城市发展的现实中，“现代城市化”和“全球城市化”这两种城市化动力机制相互不可分，同时并存于我国当前的城市化进程中。它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化既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有着共同性，同时又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性。

三、全球城市化对北京城市空间的影响

1．北京四大功能核心区的空间实践

以北京为例，它在致力于城市住房、学校教育、医疗卫生以及道路交通等城市生活基础设施水平提高的同时，又在积极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适应全球化浪潮的能力。全球城市化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北京承担特定功能的核心功能区的形成。核心功能区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社区，而是职场与住居分离的、承担特定国际经济和社会文化交流功能的地区。1990年代以后，北京相继建成了中关村科技园区、金融街、CBD中心商务区以及奥林匹克公园四大核心功能区。对于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社会结构转型来说，核心功能区的形成是不可缺少的物质环境。但是这一城市空间的新实践仅仅用现代城市化框架又是难以充分解释的，因为它首先是在世界城市化框架内的城市空间再造。北京正在积极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电信产业和文化艺术等城市功能，建立城市交流的新网络。

90年代中期之后，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发展动力依然存在，与此同时由于中央和地方分税制的改革，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财政税收比例降低，引进外资成为地方政府维持本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国外资本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界的经济交往是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的，是城市发展的新型动力机制。

    90年代以后，面向国际化的北京陆续建立起四大核心功能区。第一是被称为“北京的曼哈顿”的CBD（中央商务区）。CBD最早是在1993年制定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中提出来的，范围是以长安街向东延伸的建国门外大街与东三环相交叉的“金十字”为中心的约4平方公里的空间。这里原来是包括京棉三个工厂在内的东郊纺织城，与首钢并称为北京的“黑白两大工业基地”。 包括京棉在内，共有42家国有、市有和区有企业坐落于CBD。90年代中国纺织业产业调整，新成立的京棉集团新址落户于顺义区。在老厂房旧址上，兴起了大型现代化金融商业中心、高档写字楼以及跨国企业总部大楼，昔日工业化时代的纺织城变身为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央商务区。世界500强企业中，包括摩托罗拉、惠普、道琼斯、三星和丰田等60家世界一流企业已经入驻，集中在长安街沿线和东三环沿线上，包括国际金融、文化传媒、中介服务、观光业和商业五大产业。CBD建设的最大目的是扩大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加速开放金融业以及人才培养，带动城市高端经济发展，是面向未来的北京城市空间的表象。

   北京的第二个核心功能区是金融街。1993年编制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将金融街列入规划体系，面积为1平方公里，相当于CBD的四分之一。2001年底，我国经过艰难的谈判实现了加入WTO的愿望。成员国的重要义务之一是开放金融业，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金融街位于北京西单商业区和西长安街起点复兴门之间，是元代“金融坊”所在地。90年代以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内的一行三会集中在这里，是金融决策与监管中心地。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日本上升到世界第一位，对我国的金融服务功能提出了新挑战，金融投资服务和管理能力的提高成为当务之急，金融街则将成为我国金融全球化竞争的核心舞台。

北京的第三个功能核心区是被称为“北京的硅谷”的中关村。中关村的发展经历了三个过程：从“电子一条街”扩大为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进而发展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1980年，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陈春先教授率先成立了“北京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1983年，中国科学院和海淀区政府共同成立“科学技术发展中心”，共有8家企业。此时的中关村仅仅是一条电子产品销售街。1984年，中关村的代表性企业联想计算机公司成立，而到2004年，联想收购美国IBM个人计算机业务，成为世界第三位计算机制造商。1988年，国家成立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标志着中关村质的飞跃。1999年国家决定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总面积200平方公里，下设5个经济开发区。“中关村”已经超脱了原有地名的意义，成为新技术开发、交流、制造和促进利用的象征性概念。中关村与国外市场建立了密切交流网络，这里集中着世界著名电子产品制造商的销售维修部门，同时设立了“留学归国人员创业园区”，成为国外先进技术传入我国的重要窗口。

    北京最新的核心功能区是奥林匹克公园。位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奥林匹克公园将成为北京走向国际化的象征，北京居民将在这里体验奥运会这一盛大的全球化事件。奥运公园的建筑规划借鉴了欧美国家的经验：紫禁城和天安门位于北京中轴线上，而新的奥运主场馆“鸟巢”和“水立方”分别位于中轴线两侧，设计原理从中国传统的神秘理念向欧美开放的风格转变。奥运水陆两大场馆设计方案也是国际招标，采用了瑞士和澳大利亚建筑师的方案。北京的中轴线上有北京城市发展的三个里程碑式建筑。第一是紫禁城，象征着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二是举行1949年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城楼，象征着支配的正当性从天子转移到人民手中，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象征。第三就是中轴线北端的奥运公园，象征着北京跻身于世界城市行列。北京的中轴线不仅是一条空间轴线，而且具有历史象征意义。2008年北京奥运会促进了北京的全球城市化进程，将大大提升北京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排序。

2．北京的外国人居住区与生活方式的国际化

统计数据表明，2006年在中国生活着45万外国人，他们拥有1-5年的居留许可。根据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公布的数字，截至2006年底，常住北京的外籍人士超过7万人，年度临时入境人员达350多万人。

北京的外国人居住区中最著名的是望京的韩国城。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望京地区居住人口已经达到30万人。望京地区1995年开工建设，1997年入住，总面积860公顷，建筑面积1000万平米，由居住区A 区和商业区B区构成，预计2010年全部完工。望京地区的最大特征就是国际性。第一是居民的国际性，有7万韩国人居住在韩国城，占在北京韩国人的90%。韩国超市、学校、教堂和烧烤店、冷面馆甚至跆拳道馆一应俱全。韩国居民编辑发行韩文报纸，许多朝鲜族中国人也居住在这一地区。第二大特点是外资商业资本的进入。开发10年之后，“睡城”终于醒来，大批商业设施建设起来。包括日本的洋华堂、法国的家乐福、美国的沃尔玛和瑞典的宜家家居（IKEA）在内的外国商业资本接踵而至，生活环境的便利性大大提高。国际性的第三个表现是外资企业的入驻，韩国的三星、LG、德国的西门子、日本的松下以及美国的摩托罗拉等跨国企业在这里选址设厂，供职于外企的白领使改变了居民的职业结构。

如上所述，上述核心功能区分别承担着特定功能，例如，CBD承担着国际经济贸易功能，奥运公园将成为大型国际活动的中心区，望京地区则是跨国移民的居住新区。这些功能的总和汇聚为北京应对全球化的整体功能。

四、全球性城市化的地方基础

在思考全球城市化问题时，需要关注全球的共同性与地方的特殊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全球城市化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共同阶段，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都难以游离于这一进程之外而独立生存。经济全球化有着共同的游戏规则，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正是为了适应国际经济新环境。另一方面，全球化是以城市为舞台展开的，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城市管理体制不同，参与全球化的途径、制度和规则具有显著的地方性，需要不断调解全球与地方两个大局的相互关系。

探讨全球城市化还需要考虑全球化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平衡发展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城市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城市功能的完备和履行水平的提高，实现城市空间的现代化。中国作为一个面向城市现代化的国家，迫切希望向世界展示现代化的一面。与此同时，城市还面临着文化遗产保护任务。城市文化遗产记录着城市的社会文化变迁，展示着城市的文化价值和城市的个性，构成了城市的独特风景和城市形象，在全球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功能。急于城市全球化而忽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将导致历史城市的面目全非，两者的平衡发展是我国城市全球化进程中的重大课题。

李国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北京  100732

参考文献：

町村敬志.“空间与场所”， 见：长谷川公一等编《社会学》，有斐阁，2007。

Friedmann,J.,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17-1),1986.

李国庆.《日本社会》，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