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和强国论坛的网友们在新年将至的时候交换意见。首先，问大家新年好。

我是第一次来强国论坛，在此之前也很注意它。有些讨论也与我自己的研究及兴趣有关联。特别是关于发展、贫困、全球化以及文化变迁的问题。这些问题大家现在都很关注。我们也在思考和跟踪一些变化，其中有些变化现在还有待观察。也有一些变化可以从历史上找到一些参考。横向的也可以做一些比较，中国毕竟这么大，资源也比较少，我这里说的是人均资源。大指的是人口多，这样一个制约，不是一天两天能走出来的。而整个发展和全球化浪潮又来得很快，在这种形式下人口--资源的制约就显得很明显。因此，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就尤其显得重要，但所谓可持续不只是生态环境的可持续，也包括人文、社会的可持续。如果没有一个相对比较有保障的社会文化环境，人们就会感到缺乏信任感。人际关系也会因为资源的制约而变得更紧张。这样经济增长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就会被抵销。甚至有时候增长反而会带来新的紧张。这是我们在进入新世纪必须要面对的。这也算是开场白吧。

网友：请问黄教授主要从事什么领域的研究工作？

黄平：我的专业是社会学。具体领域是发展、贫困、流动与文化变迁。这两年也比较关心所谓的全球化问题。

网友：请问黄教授，我们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复古、西化、创新？

黄平：当然只能是创新了，但创新也不是无中生有。必须在现在的传统基础之上来创新。传统的东西也可以是制约和束缚。但它也包含了很多也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可利用的资源。关键是看创新者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和体制环境下面来对待这些资源的。无论是虚无主义的还是复古派的，都是比较简单化的处理我们与历史传统的关系。而真正的创新不是在这两极之间选择某一极。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创新者也包括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是在实际的历史变迁中的创造者。

网友：请问您在什么地方做过哪些田野调查？

黄平：我西南、西北跑得多一点。中部的像江西、安徽这样的农村地区也去了不少。发达地区主要是江苏和珠江三角洲。西南、西北地区中特别是云南、甘肃两省，这两年包括宁夏、青海等地去得多一些，一般来说，多是在村子里呆。

网友：听说，现在中国提倡新儒学，比如原来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您有何看法？

黄平：新儒学和经济腾飞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结论。我个人是认为，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其中，东方的文化肯定不能简单地抛在一边。但是，现在还看不到新儒学这样的东西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什么直接关系。当然新儒学概念也很笼统，如果指的是诸如王阳明的理学一类的东西，那很难说它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多大关系。至于儒家文化比较注重人伦关系，这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面可以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至少在部分小社区确实也可以看到，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东南亚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国际政治与军事的背景，也不应该忘记它们在经济腾飞前的基本社会状况。

网友：中国的教育投资太少？这才是关键。请问你有否对农村教育和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调查研究？

黄平：我这几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做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其中一个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农村社区的教育与健康问题。我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如果人的生活质量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善，那么收入的增长就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为了收入增长而损害了健康或牺牲教育，那收入增长的作用就更是负面的。具体说教育吧，本来教育的目的是趁着人还年轻的时候集中连续地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完成人的社会化。而这两个过程（知识和人的社会化，也就是常言说的读书与做人）以后，更重要的是返还给社会或者说是报答社会。现在教育的问题，一个是读书与做人脱节，另一个是返还社会出了问题。往往是把社会的人才抽走、吸干，而没有这个返还。农村这个问题特别明显，所以还不止是经费够不够的问题。经费当然是个大问题。因材施教也是个大问题，一些农村的孩子被要求学的东西不一定是社会真正需要的，至少不一定是农村社会真正需要的。现在教育过于偏重培养精英，而忽略了我们的社会更需要大量既懂中国实际也掌握一些实用技能的人。

网友：社会学与历史学号称"一横一纵"，历史学的茅海建算是把鸦片战争弄清楚点了，社会学诸新锐有何贡献？

黄平：史学在中国有悠久的学术传统，而社会学是泊来之物，中间又有过近30年的中断。所以与历史学比社会学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您对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如何看？如何解释他们的矛盾特性？

黄平：我自己是50年代的人。所以对于比我更年轻的同事、朋友都怀有期望。也确实感到你们有这个可能，在今后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中能够体验和感悟更多的新东西。一个社会也应该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来保证长江后浪推前浪。现在有一些人对六七十年代的人有一些议论。六七十年代的人对自己也有一些反省。这些都很正常，但总的说来，我们这些人才是过渡型的。因为，有些基础确实没有打好。一些新的学科，又有点儿跟不上。比起前辈来，我们对历史也是一知半解。但愿7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能够超越我们。

网友：请问为什么社会科学往往把简单变为复杂，而自然科学正好相反？

黄平：科学应该是把复杂的事儿用简单的方法说清楚、说明白。但是社会的确和自然有些不同，它的对象本身就是社会生活的创造者和阐释者。因此，任何一种关于社会的解释，不管准确与否、正确与否，都会被它所描述的对象再用自己的眼光来审视、来解读。所以社会科学的过程是一个双向阐释的过程。这也是社会科学常常显得很复杂，或者把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的根本原因。

网友：请问人口外流对乡土文化是否是毁灭性的？失去乡土文化的中国基层会裂解吗？

黄平：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乡土文化也不是一种凝固的东西、一成不变的东西。现在的乡土文化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一个急速变迁的大环境下面完成自己的转型和再造。其中就包括农村人口的外流与回流对乡土文化再造所带来的冲击与生机。总的说来，中国农村人口面临着很严峻的非农化挑战，究竟怎么样走出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对如此狭小的生存空间的制约，是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社会不得不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在非农化的过程中传统的乡土文化也会改变，但这种改变不应该是毁灭。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也不会毁灭。

网友：请问中国目前自上而下的改革应由哪个阶层来担当助推器的角色？

黄平：我把改革理解为在更大的社会变迁背景下的制度调整与制度重建。所以，改革也不只是至上而下的。比如，农村改革是从大包干、分田责任制开始的。那就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至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阶层中的各个成员，都不是消极被动的，或者说如果出现了消极和被动的阶层，那这个改革过程就不是一个"共同富裕"或者共同发展的过程。当然在客观上任何一次制度调整与制度重建都不会一帆风顺。但尤其是因为如此就更不能简单的把改革的重任寄托在哪一个特定的阶层身上，也不应该只把改革看作是自上而下的。

网友：你认为读书这样的杂史，在中国还有多大的空间？

黄平：社会空间所包含的可能性比我们想象得大，而且更重要的是，社会空间不是物理空间，它的包容性与可能性正好是要由社会成员自己去开辟和发现的。现在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变。无论是变迁的速度还是深度都是不可比拟的。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和文化的交流、争论与讨论必须要切合这个时代的特征，也要对这个时代本身有所贡献，其中也包括积极的批评。这样来看，我认为我们的读书人应该把自己的眼光放得更宽、更远。换句话说，不应该再满足于书斋里的自我陶醉，当然必要的超脱还是必须的，否则也很难保持读书人特有的视角。新年已经来临，在此向大家祝贺新的一年、新的世纪，希望会过得更好，而不是更糟。网友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