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上小学的人无论如何比上中学的人要多得多，这些年花大力气又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小学的危房问题和缺桌椅少板凳问题，并且，在各级组织和社区认认真真的努力下，“普六”也在快速推进，许多地方据说已经“达标”，至少，如果单看适龄儿童入学率，是相当高的，大都在97%以上，怎么能说农村的小学教育更麻烦呢？

       有些偏远地方的“普六”达标，不过是应付一下上面的检查，开学的时候把大家的孩子动员来保证适龄学童入学率，过那么一些时候，就开始出现辍学现象，所谓巩固率并不高，更不用说升学率了。另一方面，很多偏远贫困地区的小学大有“超前”之势。经济上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就开始把学校修得如当年的地主庄园一样。更有甚者，有的地方，不管山路多么崎岖，也以提高教学质量为名（谁说不应该提高质量呢？），纷纷按规定撤消原来的村教学点，集中办学，乃至有条件没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大搞寄宿学校，使许多家长不放心自己的小孩子每天爬坡上坎过河，客观上以很多孩子被迫中途退学而告终。我在西部多次碰到过这类的事例，老乡一开始还只是觉得集中办学后费用太高，后来更完全打消了送年幼孩子起早贪黑去十几里外上学的念头，因为村里已经有几个孩子上学路上不慎掉到河里或山沟里去了！

        至于说寄宿学校的直接成本，对许多贫困地区的老乡来说，几乎是想都不敢想的，从吃、穿、住，再到各类开销，早就不再是政府三令五申规定的义务教育标准了。我和与我一起做调查的同事们，见到天资聪颖的孩子仅仅因为集中办学后不能缴纳食宿费而辍学，除了心疼还想帮人家一把，一算帐才知道资助一个孩子，一年至少要3000元（住校的收费标准是每月250元）。面对“我要上学”的失学女童，是个人没有不心疼的。但我们大家即使倾囊相助，也不过能让三两个孩子继续学业而已，不禁又让我想起了武驯，他再怎么好心肠，乃至忍辱负重，又能拯救几个失学儿童呢？

        更要命的是，几乎每次与地方的教育官员谈起费用，他们似乎没有人去计算路途和食宿等，只是说学杂费和书本费，然后就告诉你老乡卖两只鸡钱就出来了，并以此断定他们还是“思想观念有问题”。

        真正与老乡多接触一下，你会发现，他们比官员们算得更细。除了路途、食宿等所谓“机会成本”外，他们还有另一本帐：如果孩子不去上学，就可以帮助家里干活，男孩一年放他几只羊，少说也可以卖得7-8百元，多则上千元，女儿至少也可以替母亲帮个手，烧火做饭，洗衣挑水，再带个弟弟妹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2-13岁下地的也不是没有。这是另一类机会成本，更没有多少上面的人去给算算，究竟得失是多少。我在不少地方都碰到过少功文章里提到的现象：村的哪家人有两三个孩子都在上学的，就大都比较穷，欠债的也不少，而最富裕的几家人，孩子都早早辍学在家干活了，或者出去打工了。

        当然可以指责他们的父母愚昧，不重视子女教育，“今后肯定要吃亏”。但是他们更必须首先考虑眼前，家里需要开销的实在太多，修房、看病、还债，以及必须的生产性开支，例如农药化肥等，“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细细算下来，还真拿不出卖几只鸡的钱来给孩子们上学，何况还有集中办学后的追加成本，以及为此而损失的“机会成本”。

       最好的情况，也无非是2-3个孩子中保一个男孩上到中学，代价是女童早早的辍学，另一个夹在中间搞好了能上完小学。女童失学率高，在偏远地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而老乡们的精明就在于，他们并不告诉告诉你，“给女儿在教育上投得再多，也是给人家培养的。”我们完全可以谴责这种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是真要改变起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简单指责农民不重视教育，是有欠公平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呢。这些年农村的人也确实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教育了，虽然很多并不是我们所考虑的因素，如孩子们的未来啦，国家的强盛啦。这些年外出打工越来越成为潮流，为此也得让孩子们认几个字，“不然到了城里连男女厕所也不认得”。有的家庭，宁愿家长有病拖着，有两个钱也要先让孩子们上完小学。看到这些情形，很难不为之动容。虽然，在家长们的舍命保孩子后面，是让孩子们学了无比多的为了考试而设计的死记硬背“知识”，是孩子们很早就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而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其实是少功的文章所提醒的：我们办教育究竟是为什么？我曾经发表过奇谈怪论，说办现代学堂，从技术上讲，无非是因为有些知识要趁早学，有些知识要连续学，有些知识要集中学。这三个因素凑到一起，就要结束私塾开办学堂，就要废科举兴新学。但是孩子们（包括我们的天之骄子们、莘莘学子们）学完了是要干什么？从社会的角度，无非是要培养它所需要的人（“强国富民”）；从家庭的角度，无非是要自己的后代至少不落伍，最好还能一代更比一代强（农村则首先是“跳农门”）。而现在重视教育，有的地方大有本末倒置之嫌：越是高考中榜者多的地方，越是人才流失严重，山沟里也的确飞出了金凤凰，“孔雀东南飞，麻雀也东南飞”，从农村飞到城市，到不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至少可以梦想到省会；哈佛牛津，高山仰止，北大清华，总是可以想的。退一万步说，“打死也不回农村了”，“死也要死在城里！”

        这里没有任何理由批评农村来的孩子们，现代化趋势和全球化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是，人才的快速成长（和城市的高速发展）是不是必须以农村的急剧衰落为代价？农村如果真的衰落了，城市又能好到哪里去？在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稀少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必须在每个方面都“与国际接轨/接鬼”？我们自己的社会今天和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初级阶段至少一百年”！）内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如何让他们---不论是来自农村还是城市的孩子们---在“趁早、连续、集中”地学习以后，多多少少可以为这个生育自己养育自己的土地做点什么？即使他们都成了“宇宙村”的村民，彻底抛弃了狭隘的“乡土意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究竟有多少在学的时候是有趣的、又有多少在学完以后还是有用的？

       废科举兴新学以来的每次教改，似乎总要在倒洗澡水的同时倒掉一批孩子。我们这些年搞了那么多“工程”“项目”，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也还没有根本扭转。现在，在素质教育和提高质量的无比美好的动机的驱动下，又有很多地方为达标而达标、为提前而提前，不惜让许多孩子早早就变得麻木乃至愚不可及。

       真是一言难尽呀！

原载，《文汇报》“笔会”专栏，2003年9月7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