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倾向，礼品成了一种特殊的媒介，向被送人显示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档次”和“品位”。
●高档消费也好，一次性消费也好，都是对能源、材料、资源、技术以及劳动的高消耗，通常也是对环境-生态的大规模破坏。
●中国还处于初级小康阶段，而且人均收入差距较大，总体偏低。国情决定国策，还轮不到我们来挥霍和奢侈。

 眼瞅着又一个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作为节日期间的传统项目，拜亲访友也就自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送礼，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早已开始为“今年过节送什么”而大挠头皮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购买能力也是今非昔比，从“70年代送点心匣子，80年代送糖果，90年代送花篮”到如今悄然出现的送服务、送健康、送文化等等丰富多样的形式。

 记者：中华民族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五千年的历史文化的熏陶下，重礼仪的思想根深蒂固地植入人们的头脑中，逢年过节时总会拎着大包小包、挨家挨户的“礼尚往来”。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送礼的形式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从中是否看出社会的一些深层次变化？
    黄平：我认为主要体现了两方面的社会变迁：
    一是物质层面的变化与发展：相比五六十年代那个商品短缺、凭票供应的时代，如今丰富多样的礼品形式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物质产品比过去大为丰富的现实，这也给人们提供了多样化选择的余地和基础。
    二是精神层面的多样性和个性：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人们如今在礼品的选择上，越来越讲究个性、特色、花样，体现了人们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和个性。例如，年轻人和老年人对礼品的形式和风格就有不同的选择。
    记者：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还很大，那么体现在过节送礼上，主要有哪些差异？
    黄平：城乡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刚才所说的两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城市。比较而言，小康生活还是更多的在大中城市的家庭中基本实现了，广大农村地区还是初级阶段的小康，中西部有些地区还甚至在温饱或者刚刚解决了温饱的阶段。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农村送礼还比较讲究礼品的实用价值。不过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即使在农村，几千年来中国人就很讲究尊卑长幼和远近亲疏，送礼中间也有很大的礼仪和符号意义，但是这还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消费文化。
    记者：常言道“礼轻情义重”，节日送礼更注重礼物所代表的心意或情谊。可是随着送礼形式的变化，送礼人的心理有没有相应的变化呢？
    黄平：从过新年、婚丧嫁娶，到生孩子、过生日，人们相互之间通过礼品的赠送和返还，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给谁送、不给谁送、送什么、什么时候送，都是社会关系、人际关系的体现。也就是说，礼品的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开始快速摆脱商品短缺时代，也开始迈入了大批量生产大规模消费的时代，这是前所未有的，划时代的。时至今日，这一变化已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头。无疑，这二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同样毫无疑问地，这也是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在国门打开之前，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没有摆脱短缺时代，绝大多数中国城乡的家庭仍处于温饱的水平或温饱的边缘。那时人们的消费主要以吃饭穿衣为主，吃饱饭为原则，有衣穿为原则，人们当然特别讲究实用价值，礼品也是功能甚于符号，讲究礼品的功能性和实用性。
    而就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倾向，送礼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人们沟通情感、礼尚往来的表现形式。礼品成了一种特殊的媒介，向被送人显示着自己与众不同的“档次”和“品位”。
    记者：在您看来我国城市居民的消费生活这些年有了哪些变化？
    黄平：人们越来越多地把消费兴趣转移到商品的符号意义方面，而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这种消费可以说也就是对欲望本身的消费，因此具有很大的虚幻色彩和和无止境特性。出现了一种新的消费文化，它不同于经济意义上的物质消费。而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的基本需要的满足，而是在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
    通俗地说，消费文化看重的不是吃了多少用了多少；而是要把吃、喝、拉、撒、睡更多地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品味、一种对时尚的追求。例如，人们所以要选择不同类型、不同档次、不同装修的餐厅，看重的就是它们代表的符号意义，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不同档次的餐厅体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价值观念，展现的是一种对自我的评价“情趣”和待人接物的“档次”。随着物质的丰富、文化精神层面的生活更加个性化，这种符号意义就更加突出。
    记者：这样一种消费文化是否适合我国国情？会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黄平：可以说，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是由商业集团的利益以及大众传媒通过广告或各种商业文化和促销艺术形式推销给（甚至强加给）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消费主义文化既表现在实际生活中也体现在观念上：例如，“高消费”和“洋消费”不单使人们追求“洋消费”的物质用途，在崇尚和追求商品的物质功能时，还造成崇洋的心态、媚俗习惯以及类似于被殖民的情感，从而使“洋消费”成为一种文化价值倾向。有的人就真的是打心里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恨不得皮肤和头发的颜色也变了才好，缺乏文化上的自觉和自信。
    例如，欧美及港澳台日韩等地的流行的消费趋势总是内地的“新贵”、“大款”以及“追星族”、“时髦族”极力追赶和模仿的目标，形成了内地的 “高消费”和“洋消费”的人群，虽然这个人群的数量并不大，但是他们对社会的辐射，尤其是对青年的影响（“震撼”）是不能忽视的。
    另外，高档消费也好，一次性消费也好，都是对能源、材料、资源、技术以及劳动的高消耗，通常也是对环境-生态的大规模破坏。这其实是源自西方的老式发展模式的一个硬殇。例如，由于这种消费主义的张扬，连广大的发展中社会的偏远乡村的居民也有了“西化”、“接轨”的欲求，数千万农村青年远离家乡加入城市和沿海产业劳动大军的行列，既有收入差距的诱惑，也有城市消费时尚的吸引。他们增加的收入也常常是用来追赶花样不断翻新的一轮又一轮的消费潮，甚至有时不得不压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或投入过量的劳动来换取类似的消费时尚和心理平衡。
    所以说这种消费文化虽然在客观上打破了人们单一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个性化明显、多样性的、色彩斑斓的生活方式。但并不一定适合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因为虽然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但中国还处于初级小康阶段，而且人均收入差距较大，总体偏低。基本的国情现实是中国是个大国，简单地靠谁模仿谁都不行，所以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中国还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所以还必须继续提倡艰苦奋斗。国情决定国策，还轮不到我们来挥霍和奢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