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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流动与贫困问题的几点战略性思考
黄平
 
 
 

从数量上来说,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特别是数以千万的年轻农民离开村庄到附近的乡镇、县城、市或者省会从事非农活动,还有的沿海地区和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打工。

 

国家的发展战略包括在2020-2030年左右使城市化率达到50%,而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口是16亿左右,这就是说,还有8亿人口生活在农村

 

在此之前,政府和社会各界(包括学者)会继续尽力推进现代化尤其是城镇化,因此农村-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潮流就还将至少持续20-30年,在数量上也会由现在的8-9千万增加到好几亿。

 

毫无疑问,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和更为永久性的城镇化,将会使中国缓解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着的人多地少的压力,同时可以为农村居民和农村社区带来大量的现金收入。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意识到,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也有可能会在城市中形成一个数量庞大的新的下层贫民群体有可能同时出现农村社区的衰败,农业经济的萧条。

 

为了能够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与人口迁移的正面影响最大化,同时又避免其可能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我们不得不问自己:如何才能使农村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子女、父母弟妹等亲属)离开农村走向城镇的迁移过程成为一种使农村和城市同时都能获益的“双赢”局面,从而最终逐步缩小而不是扩大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差距?从这个角度来看,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迁移的速度和规模应该维持在什么样的水平上?

 

即使将来城镇化能够按照规划顺利推进,而且完全获得成功,即大量农村居民变成了城市居民,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人无家可归、没有人失业,城镇的相对贫困问题也并不会就完全不存在,更不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在城镇,贫困人口依然可以是数量庞大,这既可能包括那些国营企业下岗职工,也包括刚刚来到城的农村青年后者往往报酬微薄,也缺少社会保障和福利,社会保护就更少,因此实际上,他们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

 

劳动力的流动与人口迁移也并不能够自然而然地解决农村存在的所有问题。即使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了50%,仍旧有8亿农民留在农村。农村的发展,由于其自然地理、历史文化和与现代技术-信息等的关系,将继续处于落后于城镇发展的水平,因此还可能产生新的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形式,形成新的农村返贫人口,他们的收入倒不一定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以下,但是很有可能没有能力支付基本的医疗、义务教育和维持拥有最低限度尊严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边缘化的弱势者

 

各级政府应该怎样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社会改革过程中,更周密地通盘考虑这些问题,并想出综合性的办法应对它们的妥善措施?这不仅意味着要增加财政预算,更重要的是提供相应的服务,如培训农村外出务工者,根据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本发展的原则,培养农村社区和村民自我发展能力,为农村外出务工者提供起码的住宿与基本的医疗条件,为他们的子女提供就近得到基础教育的条件;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如指定保护农村外出务工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权利的政策和法规,确保并监督它们的实施,等等。

 

在处理所有这些相关问题的时候,我们应明确几条底线:

 

首先,谁也不可能阻止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

其次,政府不应再继续过去几十年中通过从农村和农民身上提取剩余的办法来实现城市的积累的政策;

第三,但是,用在城市征集的税收来补贴农村农业经济又为时太早,风险也太大。

 

以此为基础,在政策上我们需要做出的艰难选择包括:

 

(a) 要么,按照一些人的建议,立即全面废除户籍制度,使所有的人都开始申请成为城市居民;要么,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改善户籍制度,逐步形成一种既对于城乡的普通居民不会有过多的冲击,也不会给社会可持续的协调发展带来太多风险的城镇化进程。

 

(b) 要么,通过彻底废除农业税费的办法来大幅度减轻农民的负担,但国家预算就必须负担农村干部和乡村教师(以及公共卫生人员?)的工资以及社会保障所需的费用;要么,废除乡村征收的各种提留统筹等费用,同时适度调整(在有条件的地方,实际上是适度增加)农业税,农业税增加的部分将用来支付这些费用,以确保不再从农民身上另外提取这部分费用

 

(c) 要么,在农村彻底实行土地私有化,形成大规模农场并以此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要么,延长并完善与农户的土地承包合同,使合同变得更为灵活,确保土地承担农户家庭社会保障的功能,即使这些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可能已经主要从事非农就业也还有一小块土地作为退路或安全线

 

(d) 要么,继续实施以城市为中心的精英教育体系,这也可以为农村一些非常出色的聪明孩子提供极好的机会,但是更可能会使农村地区“智力流失”的情况进一步恶化;要么,创造一种更为平衡和更为平等的教育体系,包括对于那些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接受更高教育的年轻孩子们提供当地所需要的技能培训,发展并提高他们的能力和自信

 

(e) 其他……

 

 

剩下的问题是:

 

对于这些已经被普遍意识到的棘手问题,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在未来数十年可能提供什么样的更为清晰的见解它们不应该只是描述性的,也不只是用来支持或者反对任何著名的模型或理论,而是更具有独创性的看法和更深刻的分析,它们既能有利于宏观层面的总体发展,又能够符合普通人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处于贫困的和社会边缘地位的农民的切身利益?

 

同时,国际性或区域的发展或援助机构怎样能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这个变迁和发展过程中,不仅是提供一些资金和技术支持,而且能与地方结成伙伴关系从而长期共同工作,既对这种合作做出贡献又能从中学习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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