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阶段。这个后来被证明是全面的社会变革过程，一开始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它实际上是农民们自己搞起来的，后来被称做“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说是安徽、四川等地的中小型农村社区的干部群众背着上级偷偷搞的。农村改革给农民带来了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他们也从每年的丰收中得到了实惠，用农民自己的说法，是“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广大农村地区，多少年来农民没有如此兴高采烈了。

19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是由于联产承包制带来的种田积极性几年下来开始逐渐降温，同时大部分产粮地区的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减退。[1] 另一方面，1980年代中期以后，虽然已经开始逐步实行身份证制度，户口管制不那么严格了，但是对农民来说，出门在外还是很不容易，到城里的餐馆吃个饭也要地方粮票，外来农民就没有门。他们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就地就近搞起了乡镇企业。70年代末，一开始是江南等地的农民在原来社队企业的基础上，自找门路、自筹资金，搞起了规模很小的生产/加工作坊，后来越搞越大，形成了具有规模的乡镇企业，它后来被誉为“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单从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角度看，80年代的主要年份中，它们就几乎以近千万人/年的速度飞快发展。 [2] 乡镇企业，曾经被认为是能够体现中国特色道路的一个实践范例。但是，乡镇企业也有很高的社会代价和环境代价。遗憾的是，这些代价在许多年以后也没有被我们意识到。

1992年，邓小平做了大概是他生前最后的一个重要举措：巡视中国南方。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也许可以这么说，邓的南巡讲话是改革以来最重要的分水岭。

邓小平的南巡和讲话，从南到北，一风吹来，举国上下，闻风而动。从东南沿海到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到处都开始搞开发、上项目、起建筑。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农民还是第一次有了如此大规模进城寻求干粗活的机会。也正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实行了多年的粮票制度在无声无息中取消了。身份证的实行和粮票的取消，具有制度变革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愿意，年轻农民们只要有点现金，再凭着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跑到城镇里来干它一阵了。这个静悄悄的“革命”，也是很久以来都几乎没有被我们这些被叫做“学者”的人意识到。

那个时候，农民搞乡镇企业也好，外出务工也好，主要还是大包干和后来的分田到户以后，剩余劳力一下子凸现或外显出来，各家各户都感到与其闲着也就这么闲着，还不如干点别的。挣点外块，再顺势转移一下家里的多余劳力，是他们主要的“小农考虑”。何况，务农本身一直就没有多少现金收入，分田以后也是如此。特别是有人要结婚、建房、做寿、办丧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人外出务工，结果上的差别就显得很大了。

从全国各省的情况看，跑到沿海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来的，一开始也主要还是人多地少的省份，尤以浙江、四川、湖南、安徽、河南为最。[3]

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在客观上调节了财富和机会的再分配。1990年代中期，我到四川一个财政收入不及6000万人民币的国家级贫困县的村子里去调查农民外出情况，在村里住了两月后回到县城，才从有关部门了解到，该县上一年打工仔打工妹从邮局寄回来的现金居然可以高达3亿5千万！[4] 那个时候，“民工潮”成了报刊电视上经常出现的词汇，研究人员也主要是从城市如何管理他们的角度去做调查的，城市里的上等人，更经常用“盲流”这样的贬义词去形容他们。似乎很少有人想到要从农村本身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反正中国多少年来就是人多地少。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固然与改革开放所推动的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关系，也与陆续出台的具体的体制改革措施有关，例如，过去曾经多年起作用的“粮票”[5] ，由于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和由此导致的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而被废除了；再例如，90年代以来，户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部分地被身份证制度所取代：从南到北，各个城市都在大搞基本建设，上各类工程和项目，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外来人口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找到一份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工作。现在，粮票取消了，身份证实行了，城里工作机会增加了，人多地少问题终于有机会开始缓解：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开始离土离乡，到东南沿海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寻求生存”。[6]

在日益增长的流动人口中，有80％左右是从农村到城市或其他地区寻求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以及他们的家人。到2000年年底，中国大陆总人口有12亿6千5百多万，其中农村人口有八亿多，农村劳动力4亿9千8百多万，在传统农业中务农的劳动力也有3亿5千5百多万人，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只有1亿4千多万人。也就是说，农村劳动力中只有30%在本地或外地第二、第三产业就业。虽然比例很低，但是考虑到人口总体的庞大数目，实际的流动人口大约在8000万人左右，他们按季节不等在各地大中小城市和城镇从业或“流动”，现在，许多时候他们还找不到哪怕是报酬很低、没有福利和劳保的工作！

不仅如此，按目前生产方式和市场需求，传统农业实际需要的劳动力是1.5亿左右，留在乡村的3亿5千多万劳动力中，还有2亿青壮年可以被划入“剩余劳动力”的行列。这意味着当前就可以进入城镇从事其他行业的潜在劳动力有3亿左右，而目前只有大约这个潜在数目的1/3。（参见表1，表2）

         表1: 人口构成。（单位: 10，000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表2：就业。

1996-1997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无论是按照国际组织的“标准”还是从普通人的观察、体验中，至少可以说，中国的大城市都已超过了“小康水平”，现在又在纷纷争着看谁能“提前实现现代化”，[7]但是另一方面，农产品市场价格下跌了30%以上，农村连续出现几年人均收入增长缓慢，在绝大部分中西部产粮区，农村人口的务农收入已经连续几年持续下降，农民收不抵支，增产不增收；[8]一方面，从水平、规模、档次、品位等方面去衡量，省会城市以上的地方与世界“接轨”的速度都可谓一日千里，彼此竞相攀比，其声势之大，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另一方面，却是农村社区的大范围衰落：村乡财政负债严重，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秩序、基础设施、农田水利和卫生医疗、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严重下滑现象；[9]一方面，中国虽然没有像东南亚那样出现金融危机，但是失业和下岗已经构成90年代后半期的主要城市问题，大量国营企业的职工或者下岗或者歇业，有几千万工人加入了这个系列，同时每年新增几百万劳动力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因此各个大城市都先后出台政策，要限制进城农民，划分出许多种行业和工种，中高级的都不允许外来农村劳力插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还经常性地对外来人口进行“清退”；但是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开始大规模“转制”，即从原来的“小集体”转为私营或民营制、股份制，这又使很多在原来的乡镇企业大幅度减员，而在同时，农村外出务工的人数有增无减，不但农业人口大省如四川、安徽、湖南等继续有大量农村青年跑到大城市和沿海来闯荡，而且以前被认为的具有“保守意识”的“封闭地区”（甘肃、贵州、陕西等）的农村人口，他们也不一定多么年轻，更未必就是所谓“剩余劳动力”，也开始离乡了、出来了，加入了“农民工大军”[10]，中国农村出现了一方面人多地少另一方面却有越来越多的撂荒乃至“空巢”（举家外出）的看似自相矛盾的现象。

上述情况，是许多年来不曾有过多的，甚至也是不曾预料到的。以前长期困扰人们的，是粮食不够吃，稍微搞不好就闹饥荒。1980年代初，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以后才是分田到户）以来，我们多数人的基本的估计是：农村总算是摸出了一套制度保障，农民也因此有了种田的积极性，即使还有问题，也主要是技术性的，诸如化肥农药能否在播种期间及时送到农民手上，价格是否比较合理，农民如何接受新品种的推广，等等；后来，才是如何让农民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学会“游泳”（理性算计，或者至少，不做亏本买卖），如何让他们学会致富；再后来，也无非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怎样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以及如何改变农村的产业结构，等等。

增收、减负和调整产业结构等话题，这几年来说多了、说滥了、说得谁也不愿意再听了，然而，也正好是这些年农村的情况更恶化了。决策的人甚至说到了“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地步，也有做农村研究的人极而言之：“说的是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实际上是连一方一计也看不见了”。

一些富有独立思考的人，早就发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问题说到底是土地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姑且不说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们的实践的，也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任总理周恩来，他在晚年曾不无感慨地说过，担任政府首脑近25年，一直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时时牵挂在心的就是两件事：几亿人的吃饭和整个国家的治水;[11]  只说邓小平，他在1980年代后期专门找来了当时做农村和政府工作的人谈农村和农业问题，提到一位当时的“中青年学者”的观点：中国不出问题则罢，一旦要出就会出在农村；农村不出问题则罢，一旦出了问题多少年也恢复不过来！

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这是一封发自在基层乡镇工作了10多年的青年干部的信中的话，也是2001年新世纪开端时《读书》发在篇首的文章的标题。文章作者就是上面邓提到的那位“中青年学者”，现在，他也已经近70岁了，而写这封发自基层的信的人，据说现在还在重新找工作！！！

回顾起来，冷战结束后这些年，我们大都上是在新自由主义的脉络下做关于制度安排和制度调整的思考的，不管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如何不准确，我们基本上都确信：对于城市来说，企业减员或产权明晰才能增效，企业有了效益才能从上税的角度说成为支撑的企业，政府有了足够的税收，也才有能力安排教育、医疗、养老、失业金、救济金等社会保障项目；对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仅仅是第一步，更要分田到户并保证几十年不变，使农民安心投入，自觉提高产品质量、改变产品结构，但更重要的是土地私有，这以后才能进入买卖，然后才可能发生土地兼并或土地集中，这样才谈得上现代化大农场，也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的这些考虑，除了撇开了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外，也没有考虑即使是在欧美，并不是这么简单地走过来的；何况，到今天欧美一方面似乎都在不同程度地奉行小政府大社会，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和国家集团，是最具有实力的军事和武装力量。欧洲如果没有长期的对外殖民和掠夺过程，美国如果没有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和对黑人的贩卖、对亚裔人的长期歧视，以及两次世界大战（！），如果欧美没有持之已久的工人运动、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等社会运动（似乎欧美还没有人说过它们也是“痞子运动”！），以及政府相应的政策调整和上层的社会改良，今天的福利-保障乃至法治-税收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些都不存在或它们都不重要，新自由主义的理性逻辑要行得通，也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欧美走到今天，就花了好几百年的时间，在此之前，还有诸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皇权与地方权力的较量等好几百年的酝酿。

那么，中国呢？

从孙中山到毛泽东，许多人都意识到，多少世纪以来制约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人多地少。中国官话这些年喜欢说“中国特色”，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在阐释“中国特色”的时候，也主要是说“人口多，底子薄”。听起来，这似乎是居民老太太都懂的常识，这也算什么发现吗？

客观地说，抨击时弊、批评政策乃至挖苦当局都是不难的，但自我反思就不容易。政治家就不去说了。我们自己如何呢？我在很晚才读到黄宗智的著作，他比较详细地研究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人多地少导致农业生产过密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的问题。我认为他的研究是具有开创性的，他没有固守现成的经典范式，而是发现了为什么中国的小农没有遵守似乎谁都懂的“理性法则”。[12]

温铁军，从80年代开始，在农村试验区做了10几年的深入调查，他写的《“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读书》，1999第12期），是他给《读书》写的第一篇稿件。有的老一代作者和编者，说起这篇文章来，用了“彻夜难眠”、“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文章了！”这样的句子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温铁军在最近的几篇文章中，都提到了人多地少这个历史制约的不可逃避性：人均只有0.4公顷耕地，南方300多个县人均还不及此面积，人均耕地面积稍多一点的地方大多在北方，然而北方向来严重缺水，旱魔肆虐。例如他说：中国历史上农民的起义很多，主体都是农民，而之所以发生起义或革命，几乎都是因为那个社会存在着制约其发展的根本矛盾：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表面上看是发生了天灾人祸，个别事件导致农民骚乱和起义，实际上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人口与资源的严重不相称。[13]

也有一些人，甚至也包括我自己和我的非常严肃的朋友们，对这类的说法提出过疑问或质问：难道中国的人均土地占有面积不是远远高于日本吗？温铁军的答复是：首先，实际上日本的农业人口与耕地面积之比高于中国3倍，因为日本的实际务农人口只占总人口的不足5％，而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近70％。其次，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例如印度，虽然疆域小于中国而人口快要赶上中国了，但其耕地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却比中国高得多，水资源条件也比中国好得多。最后，按农业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来看，日本、韩国都数倍于中国。中国，现在不仅仍然是世界平均耕地面积和劳均耕地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而且水资源严重短缺、分布又严重不平衡。

我个人的不成熟的（也许，这又是在为什么过时了的东西“辩护”）看法是：无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不论内部的体制和管理是多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撇开了它们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特别是“冷战”情境下它们受到的政治-军事保护、经济-技术援助等等，而只是去谈“儒家资本主义”，是不够的。“向先进看齐”总是对的，但是要与别人比，总要有个可比性。我们最不爱拿来做参照的，恰恰是最与我们有基本相似之处的邻居印度：1947年独立，人口大国，人多地少，农民为主，等等。如果我们稍微仔细一点，想绕开下面这样的基本事实是不容易的：印度独立以来实行的可是议会民主，但是它也还没有“起飞”。[14]另外一个基本事实，也是我们绕不开的：“四小龙”在它们的“起飞”过程中都基本上是独裁的。

其实，不管你搞什么“主义”，都有个具体历史情境，或者，不那么严格地说，都有个“国情”问题。在中国以及印度、印尼、巴西、非洲等大国大洲，不论信奉什么“主义”，都不能绕开人多地少这类社会-经济的历史制约。

如前所说，按照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统计口径，近13亿中国人中还有8亿属于“农业”户口持有者，减去已经在当地或通过外出实现了城镇化（包括在乡镇企业中就业者）的，至少还有6亿多农村人口，就算一半是老人和孩子，也还有3亿多，而中国的农业，按照现在的需求和技术水平，1.5亿也就够了。换句话说，至少还可以有1.5亿以上的劳力要转移出来，再加上他们的亲属和孩子，就有3亿多人，如果再把今后20年新增的人口算近来，5亿也打不住！

模仿早期的发展模式把“剩余”劳动力转到其他地方去搞开发搞殖民并重新建立家园，早已经不现实了。他们就算是想出去，最后也不过少数精英可以被接纳（大多不外干些打杂的二三流工作），少数冒险者也可能被从事“非法移民”之类的人口买卖，也有人被从事劳力交易的“蛇头”诈骗到外面去当苦力或妓女，但是那几亿人呢？他们真的会成为谁也不要的“剩余人口”吗？这些没有职业、没有教养、甚至没有住所、没有家庭的剩余人口，除了做“盲流”和“妓女”，他们往哪里去呢？总不至于只有“犯罪”一条路了吧？

自从19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的人口政策与城乡管理体制的基础是户籍制度，它把人们的身份固定在户籍登记地。政府财政预算，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社会公共设施诸如学校、医院、住宅、供水、供电等社区支持系统的服务对象和建设目标，都是以当地人口统计和需要为基础进行规划的。

随着20年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现行户籍制度弊端日益突显，尽管许多城市的外来人口已经占常住人口相当大比例，甚至已经超过当地人口[15]，但在整个管理体制和支持系统上，这部分人口仍然没有被包括在当地政府的统一政策之内，对有些劳动力需求数量比较大的地区，外来人口只是作为“劳动力”被接纳，而在许多大城市，外来人口经常处于被“清退”的境地，地方政府的人口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也将他们排除在外。

随着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涉及法律权益、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工伤医疗等事件不断被媒体曝光，各地政府特别是劳动力输入地政府，近年也多对外来人口的问题开始采取务实的态度，出于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制订和采取了一些对外来人口的接纳和保护政策及措施，那些外来人口最集中、社会冲突最尖锐的地方，往往也是当地的管理和保障的制度化比较早的地方。

与此同时，外来人口问题越来越受到政府的注意，一些改革政策和相应对策相继出台。比如，2001年3月，国务院决定，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将取消小城镇户口指标限制，同时不收增容费，不再规定居住期限；2001年底，国家计委完成的“十五计划”中《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5年内，将统一全国劳动力市场，取消对劳动力合理流动的限制，建立劳动就业登记制度，确定惟一社会保障号码，等。这些决定对于彻底改革城乡分割、地区分割的管理制度的意义是重大的，对于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地位的改善也会有一定推动。

但是在实行中有大量既有利益需要调整，比如地方利益、本地人与外来人的利益等；各地因此也规定了各种限制性条件，如：需要在城镇买房、投资，以及学历要求等）；还有，地方间日益拉大的部门、行业、收入等差距，已经是不争的事实。[16]

    问题在于：中国未来20年内，由于起点已经变了，加上技术和能源等方面的限制，以及内部结构和外部竞争等因素，以GDP为标志的经济增长并不会像过去20年那样快，城镇产业结构调整还会在原有的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基础上造成新的下岗与城市居民失业，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就业压力也会很大。到2001年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达到了近年来的最高点（618万多人），其中35岁以下的占到了53%以上！

    1980-2000的二十年中，中国政府主要的工作重点是推进经济增长，特别是用GDP和人均收入去衡量的增长。“发展是硬道理”，这是20世纪最后20年里中国社会整合的意识形态共识的依据。就业问题，只是到了90年代末，才被许多学者和政府部门提到了特别的高度，人们才越来越意识到，总体的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必然意味着就业率也随之提高。相反，有的时候，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或效率，有时候甚至不得不实行大规模的减员、“下岗”的政策。

   现在，每年全国新增的劳动力在1500万人以上，他们主要集中在农村，也是农村来城市打功的人数不断增加的客观背景。在一些大城市，城乡劳动力完全可能在同一就业市场形成严酷竞争的态势。到2001年9月底，全国城镇的就业人员11367.6万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484.9万人。毫无疑问，今后10年内，总体的就业压力会成为中国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巨大难题。

    在这种背景下，再来看中国农村的问题，就知道关于土地私有化、规模经营、大农场等说法，是多么轻松啊！

这些关于土地私有化等的说辞，无非是重复了一些根据西方的发展路径而形成的简单“常识”，我们的前人怎么会不知道早就搞土地私有化和大规模农场呢？

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不具备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条件，是由于政府不可能对9亿农村人口提供社会保障，而农村有限的耕地实际上承担了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功能。他说，“除非有一天政府能像对城里人那样，把农民的医疗、就业、保险、教育等问题解决了，那么农业也就可以完全商品化，那时农地也许有条件可以私有化。” 进一步的问题是：对于中国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亿万普通农村人口来说，社会保障是不是有点太奢侈了？实行大农场化以后，几亿农民就有可能失去最后的保障，他们又没有条件去殖民、去开发“新大陆”，他们不就只好到城里来混吗？当经济处于飞速发展时期，大量吸纳农村劳力当然不是什么问题，现在城镇也还大有文章可做，第三产业和非正规部门也大有潜力可挖。毕竟中国社会多少年来就是人多地少。但是，经济不可能永远腾飞，当速度放慢（为了结构调整，有许多时候还必须放慢）甚至出现不景气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如果真都实行了私营化大农场，他们还回得去吗？ 

制约中国农村发展的，当然决不只是人多地少。传统农业特别是种植业的比较收益低下, 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1950年代初期，由于要在中国这个农民大国（同时又是人均土地及其他资源方面的弱国！）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巨大压力，中国采取了对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政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从农村人口的劳动和产品中榨取剩余以便完成基本的积累。这在当时，是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的。[17]严重的问题是这种城乡格局的安排几十年下来也基本上没有改变。现在，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大约16％，但劳动力比重仍然占50％左右。足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多么低了。而新一代农村劳力都能认识几个字了，闲时也都有条件看看电视什么的，他们自己都意识到与其再这么继续务农“挖地球”，还不如进城务工服务打杂捡破烂。务农不划算，是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年，包括其中并非"剩余"的部分）都明白的简单事实, 也是他们纷纷转向非农活动和到城镇寻求非农就业的强大的动力，“再受气也忍了”！

人多地少，边际效益就不可能高，土地私有化或大农场又做不到，这就构成了一种难解的困境。过去，中国农民自己的“土办法”是：农业生产过密化，一个人的活几个人干，边际效益低，那是学者说的，农民自己说是“多一个干活的就少一个吃闲饭的”；加上就地搞些多种经营，农闲时就近打点零工，如修个路架个桥，帮人垒个墙，到附近城镇去跑跑运输，搞点外快，等等。现在市场化、商业化加信息化，青年一代再也不会满足这类小打小闹了。也算是政府“送电视下乡”的未曾预期的后果吧，农村“剩余劳力”只需要每天看看新闻联播就会发现：原来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外面的世界居然这么精彩，“只有傻瓜才不出来”！

几年来的问题严重就严重在，务农收入和边际效益，已经不只是一般意义上高了多少还是低了多少的问题，而且，至少在很多地区，可以说，单靠务农本身已经不足以维持农业的简单再生产了，许多地方连买农药、化肥、种子和简单农用器械的资金，也要从农业以外去找资金。

发生这一变化的背景，是国内本身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异。根据《经济日报》2001年8月的信息，1990年代末的几年中，基尼系数从1996年的0.424提高到了2000年的0.458。城乡差别的另外一个指标，是看其收入水平的变化速度的差别和在食品消费支出所占总支出的比重（所谓恩格尔系数）。1978年刚刚开始农村改革的时候，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接近3倍，经过80年代前几年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80年代这一差距缩小到不足2倍，但是到了1990年代，这一差距再度接近3倍，并居高不下。虽然总的说来，中国农村自从1978年以来的变化特别大，但是由于起点太低，所以实际上直到2000年中国农村的人均收入才达到2253元；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却达到了6200多元。2000年，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降到了39%，但是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却仍然接近50%！（见表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需要注意的是，农村的人均纯收入包括了农村人的非农活动收入。例如，2000年的2253元中，农业收入其实只有834元（其中种植业只有783元），比1999年的918元（种植业收入882元）反而降低了。（见表4）根据调查，整个1990年代，农村人均的收入与支出比例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的特征是：支出之后就没有多少节余了。（表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