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2期）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块状经济的形成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块状民营经济明显具有经济集聚－扩散效应与社会集聚－扩散效应，能够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创造条件，因此发展块状民营经济应当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战略思路。

关键词：块状民营经济  经济集聚－扩散效应  社会集聚－扩散效应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度的增强。但是，我们不得不看到，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将面临一系列难题和挑战，主要包括：（1）必须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或增长方式，以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2）必须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机会，解决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3）必须大力推进城镇化，以解决城镇化不足所带来的农村发展瓶颈问题；（4）必须不断扩张和强固城镇化的产业基础，避免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容易出现的城市病问题；（5）必须提高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缩小收入差距，优化社会结构，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那么，我们将依靠什么发展方式，或者说，我们能够依靠什么发展方式，来应对甚至解决这些难题和挑战呢？从这些难题和挑战的性质来看，所选择的发展路径应当能够承担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使命。许多证据表明，发展民营经济是一条必由之路。我们的初步考察则进一步表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打造集中成片的块状化民营经济是一种更能帮助我们应对和解决这些挑战与难题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成为我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战略思路之一。

一、块状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及其基本机理

“块状经济”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手工业时代就有“块状经济”出现，而且是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的现象。工业革命以后，“块状经济”的发展更加明显，现代工业城市就是“块状经济”的集大成。当然，现在突然引起人们关注的“块状经济”，主要是指“乡村小工业的集聚”，或是“城市边缘的新兴产业群落的快速崛起”。前者如意大利北部地区、日本大田、德国巴登以及中国的浙江、珠江三角洲的个别地方（顺德古镇灯饰，东莞厚街家具、虎门服装、长安电子等）；后者如美国西部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北爱尔兰，中国的东莞、苏州、昆山，台湾新竹等（新望，2002）。国外学界往往把这种现象称为产业区、产业群或企业网络，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相对成熟的理论和模型，如贝卡提尼的地域性社会实体理论、巴基拉等人的企业网络理论、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模型，等等（金祥荣、朱希伟，2002）。在国内，学者或者把这种现象称为小企业集群（仇保兴，1999）或企业集群（王缉慈等，2001），或者称为专业化产业区。有的学者结合国内外的企业集群发展实践，全面梳理了国外的相关理论和模型；有的学者则力图根据国内专业化产业区形成的背景、过程和机理，提出新的解释理论和模型（金祥荣、朱希伟，2002）。此外，也有不少人把这种集聚现象称作块状经济，但其基本的立意与上述两种概念并无太多的区别。

然而，仅从上述视角来考察企业集聚现象是远远不够的，下述简单分析将表明这一点。这里将同样基于专业化产业区或企业集群的事实，重新提出和深入分析块状经济的概念，并把民营经济（包括民营企业与个体工商户）围绕一定产业向一定区域集中、在集中的过程中产生一定的经济集聚－扩散效应和社会集聚－扩散效应的经济现象称为块状民营经济。而且，在我们看来，正是因为具有经济集聚－扩散效应和社会集聚扩散效应，块状民营经济才可以被视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战略思路。

从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在块状经济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是直接的联系。初步的考察显示，目前，在中国各地出现的各种块状经济，实际上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民营经济相关联，例如浙江乐清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业、浙江诸暨大唐镇的袜业、浙江湖州织里镇的童装业、浙江钟管镇的生物化工产业、浙江桐庐分水镇的制笔业、广东惠州吉隆镇的女鞋业、广东东莞后街的家具业、山东寿光等地的出口创汇农业、青海循化县的羊绒业等，都是围绕某一特定产业集聚而成的块状经济，而支持这种块状经济的主体，则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即使在原苏南模式下的苏、锡、常等地，随着乡镇企业改制工作的完成，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原来形成的块状区域经济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并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形成了新型的块状民营经济模式，典型的如吴江盛泽镇的丝绸业、七都镇的光电缆业以及太仓黄泾的加弹业等（沈映宇，2002）。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直接用“块状民营经济”这个概念来描述块状经济现象。

从目前的发展状况看，构成块状民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的，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例如，2001年，浙江桐庐分水镇有制笔业年产值9亿多元，但有企业400多家，单个企业的规模都很小，规模较大的几家龙头企业的年产值也只有二三千万元。这样的企业没有规模优势，但分水人通过社会化分工、专业化协作，把小企业链接起来，组成块状经济，形成了区域性的规模效益，既有“小”的活力，又有“大”的实力（江礼，2002）。诸暨市大唐镇有“中国袜都”之称，是全国最大的袜子生产基地，年产袜子70亿双，2001年创产值达90亿元，从事袜业的大大小小企业已达１万多家，企业单体规模小，大企业和知名企业很少，但由于集聚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明显的范围经济。现在，该镇袜业正在进一步集聚，力图形成“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的效应，做大做强。总之，对多数地方来说，块状民营经济是在民营经济本身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集聚经济，因此，不难理解，在像浙江、福建、广东等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块状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比较快。

关于块状民营经济的发生发展机理，有的作者已经指出了原生与嵌入这两种类型的存在，并用以解释浙江与广东的块状民营经济生成的不同机制（金祥荣、朱希伟，2002）。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们认为，从更为广泛的视野来看，还存在着第三种生成机理。在许多地区，既没有可以为实际已经形成的块状民营经济直接利用的相关经济资源，没有长期形成的作为块状民营经济根基的民间技术准备，也不像广东的三来一补经济那样有可供嵌入的外部资源，但却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就像“凭空”创造出来的一样产生了块状民营经济。我们把这种生成机制称为“突生”机制，这种机制可能有一些“原生”或/和“嵌入”特征，但创新是其最本质的形成因素，从业者们干的是祖祖辈辈没有干过的事情。例如，上个世纪80年代“西服热”兴起以后，浙江“越剧之乡”嵊州的人们纷纷在家乡办起了一家又一家领带企业。领带市场也在当地随之崛起。发展到今天，全县有领带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3万多人，年产领带2.5亿条，年产值80亿元，占全国总产量80%，占全世界总产量三分之一，一个小小县级市成了世界上的“领带王国”。这样，我们应当可以用三种机制来解释块状民营经济的生成机理。而着重研究第三种生成机制，对于其他尚未形成块状民营经济、并且不可能以原生或嵌入的方式形成块状民营经济的地方来说，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块状民营经济的经济集聚－扩散效应

关于块状民营经济的经济效应，以往的分析着重于“聚集”以及由此产生的规模经济。这无疑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块状民营经济具有明显的溢出和扩散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由于集聚，块状民营经济可以使同一产业内部的分工更为精细化，以至于一个企业可以集中于该产业的某一个工序或某一种中间产品的生产，从而可以节约成本，产生高效率。浙江苍南县金乡镇是全国最大的徽章生产基地，在那里，这种小商品的生产工序竟有十八道，包括设计、熔化金属、写字、刻模、晒板、打锤、钻孔等等，每道工序的加工都由独立的企业（加工专业户）进行，而且每道工序产生的半成品都通过市场交换，这样，一条完整的生产流水线就形成了800多家企业参与的“产业链”。浙江诸暨市大唐镇袜业的整个生产过程被分成10个步骤，由此形成有一万多家专业化企业组成的10大部门。

其二，集聚将激发各企业之间的技术学习（模仿），激发各企业为应付更切近的竞争而进行技术创新，从而推进技术进步。块状经济具有经济网络的特性，增强了区内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一方面，产业的地理集中使本来就有密切联系的企业有更多相互接触和相互学习的机会，形成一种学习或模仿效应，使信息在企业间传递的费用大大降低，信息沟通的便捷性提高。随着这种学习效应而来的是，先进的经验、技术更为迅速地在区域内传递，产生技术溢出效果，从而使企业更快、代价更低地获得新技术，促进其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这样，在块状经济中，单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够容易地升级为区域内产业的整体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产业内部分工的精细化以及产业集聚所产生的远远超过分散状态的高度竞争压力，又会迫使企业致力于技术创新（包括引进和研发两种形式）。在精细分工的情况下，集中于某一道工序或中间产品的企业往往要自己解决生产设备、工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或不足，这就在一定条件下为技术创新提供了条件和压力，直接刺激技术创新。尽管一旦某个企业创新成功之后，同类企业可以通过学习或模仿来掌握它们，但是，在块状经济中，竞争更为直接、更为切近也更为激烈，技术创新的作用更能够立竿见影，实施创新者的优势因此更为突出，这也会给其他企业带来进一步创新的压力，迫使企业你追我赶地竞相进行技术创新，俾能在竞争中争夺优势。只要能够形成一种长期化的技术创新竞争循环，从而在块状经济区域内形成技术创新气氛，那么，不管其中的企业能否成长为科技型企业，在竞争创新与竞争性模仿的双重力量作用下，块状经济区域的整体技术进步就不会是天方夜谭。浙江桐庐分水镇的制笔业就经历了这样的整体技术进步过程（江礼，2002）。

其三，核心产业的集聚将产生对上下游关联产业的更为强烈的需求，从而推动这些关联产业的发展，进而在一个地方形成一种完整的产业链条。这种效应，就像块根作物一样，通过分化、膨胀和生长，产生倍加的经济效益。例如，在浙江桐庐分水镇的制笔业块状经济内，400多家与制笔相关联的企业，形成了从原料供应、元件配套、模具设计、加工生产到产品销售一条龙作业。现在，分水境内有专业制模企业40余家，拉丝、弹簧、电镀等配套企业30多家，专业销售企业60多家，原材料及设备供应商8家，专业运输企业5家（江礼，2002）。

其四，通常，块状民营经济的主体产业往往属于第二产业，甚至属于第一产业，随着主导产业的延伸和关联产业的出现，特定块状民营经济所在地区的人口将大规模增长，从而必将带动第三产业发展。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众多企业的联合需求将促成专业化市场的出现辅助性服务行业的形成，如生产要素市场、产品销售市场以及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等，这些市场和行业的出现有助于减少单个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使之充分享受外部规模经济的好处。在许多地方，专业市场的存在甚至是块状经济得以发生发展的基础，在前面提到的浙江织里，1983年创建第一代市场，到现在其市场已经六次扩建，逐步形成了以童装、棉布为主的市场，2001年成交额达到82.6亿元，其中童装20亿元，棉布62亿元；大唐也是一个市场大镇，现有轻纺原料市场、袜业市场、联托运市场、袜机市场和劳动力市场，2001年成交额60亿元（应雄，2002）。

总之，块状民营经济格局一旦形成，民营经济固有的发展活力经过集聚以后将被加倍放大，从而一方面为地方经济形成日益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合理的资源配置格局奠定基础，为地方经济的整合和拳头产业的形成奠定基础，为地方经济的技术创新和整体进步奠定基础，从而形成各地经济独特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发展路径。浙江省目前拥有这样年产值亿元以上的“零资源”区域块状特色经济306个，年产值达到4500多亿元。这些特色经济区块涉及制造、加工、建筑等10几个行业，涉及工业中的100多个大小行业和农业中的30多个产品加工业。平均每个县有3个特色支柱产业区块，这些区块不是全国行业最大就是最强，从而超比例地分享一个个行业市场的最大“蛋糕”（应雄，2002）。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面，可谓其来有自。

三、块状民营经济的社会集聚－扩散效应

关于块状民营经济的社会效应，以有的研究尚未给予充分的注意。实际上，块状民营经济既已经产生这样的社会效应，同时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块状民营经济产生这样的效应。块状民营经济的集聚－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由于上述经济集聚－扩散效应，块状民营经济将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从而为解决我国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创造条件。块状民营经济区域的经济主体，往往主要是中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劳动密集是一个重要的特征。在通常情况，这种企业可能会受到市场的限制，在市场空间上，这种限制表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在块状经济模式形成以后，这种空间限制就被突破了，中型企业通过已成规模的区域市场尤其专业市场与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发生密切联系，其产品出口甚至都不成问题。浙江的打火机、徽章、圆珠笔等等，早已流向世界各地。这样一种广阔的市场联系网络，保证了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能够继续生存下去，从而大大地有助于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浙江嵊州领带企业1000多家，从业人员3万人；诸暨大唐镇的袜业大唐袜业辐射了14个镇乡，120多个村，从业人员15万人，去年生产袜子50亿双，产值90亿元，人均6万元；绍兴市有影响的乡镇企业块状经济35块，从业人员约占全市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71%。据浙江有关部门统计，全省目前有专业村1600多个，专业化的发展至少使600多万本省农民和400多万名外省劳工成为二三产业从业者。

其二，由于上述经济集聚－扩散效应，块状民营经济的形成将造成人口的大规模集中，而人口的大规模集中正是城镇化的基础。换句话说，块状民营经济的形成，将为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创造重要的基础，在地方上，这甚至是惟一的基础。有了块状民营经济作为支撑，一方面可以解决长期以来农村非农化与城镇化脱节严重问题所造成的城市病；另一方面可以减轻各地政府为实施城镇化战略而必须付出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大规模的市场的形成，是块状民营经济的集聚扩散效应的一个典型表现，而市场本身往往又与企业集群一起，成为城镇化的基础。在浙江，“化市为城”是许多以块状民营经济为基础的专业大镇实现城镇化的典型路径，城镇总是伴随着市场的扩张而扩大。织里镇原来是个小镇，只有一条不足1000米的主要道路，现在已被建成为面积5平方公里、人口6万的小城市。大唐镇的集镇原是两个零散的自然村，初时合计不足800人，现在已经发展为一个有建成区人口2.3万人。织里镇也已发展成为漂亮的现代化新兴小城镇。更为重要的是，块状民营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建设资金来源多元化，民间资金为城镇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大唐镇在城镇建设中累计投入近10亿元，其中民间资金达7亿多元；织里镇城镇建设资金的80%来自民间。

其三，人口的集中及其就业问题的解决，再加上真正的城镇化的推进（进城农民真正在城镇安家落户，在职业转变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户籍身份转变），再辅之以适当的农地制度创新，那么将增加继续主要经营农业的农民的农业用地规模，实现适度规模经营。这将在一个重要方面为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创造条件（农民增收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从而解决城镇化与非农化脱节所造成的农村病（即相当多的“农民”已经转变了职业身份，但仍然留在农村，继续占有或不得不继续占有农业用地，造成纯农户发展的资源瓶颈）。在这一方面，一些已经发展起块状民营经济的地方已经积累了较为成功的经验。这一点，在像浙江这样的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表现得很明显（应雄，2002）

其四，块状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企业家、管理者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的分化，扩大了工人、管理人员、个体工商户与企业家队伍，从而有助于优化各地的社会结构。从平均水平来看，在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这一点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例如，2000年，浙江三强镇中的织里镇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7.23亿元，人均1.75万元；大唐镇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0.4亿元，人均3.12万元；钟管镇完成国内生产总值5.8亿元，人均2.4万元。尤其是大唐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0%来自袜业。由于块状经济以中小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其所能辐射影响的人口多，因此，不难预期，在这些地方，能够分享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果实的人口所占比例也会较大；同时，中小业主的数量多，在整个区域的社会结构中所占比重也较大，例如，在诸暨的大唐镇，从事袜业的企业有1万多家；在嘉兴市，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合计有15万个。另外，英格尔斯等人曾经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和现代工厂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大熔炉，进入这样的熔炉的人们将获得更多的现代性（英格尔斯、史密斯，1992）。这一点，在块状民营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也会不例外。

四、简要的结论

正是由于块状民营经济具有上述经济集聚－扩散效应和社会集聚－扩散效应，我们认为，对于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些重大难题和挑战而言，发展块状民营经济不啻是一种最佳选择。进而言之，推动块状经济健康而迅速地发展，应当成为一种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而不仅仅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同时，由于各个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发展块状民营经济也应当是一种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战略，至少应当是这种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目前已经形成的块状民营经济也面临许多实际问题，主要包括：（1）宏观和中观层次上的制度－政策问题（如税费问题、信贷问题等）；（2）城镇规划与建设不配套的问题；（3）环境污染问题；（4）微观层次的企业治理和劳资关系问题；（5）在宏观和微观上都不尽人意的人力资源配置问题；（6）中国加入WTO以后的全球化竞争压力问题；（7）从以初中级产品为主转向以中高级产品为主的产业升级问题；（8）技术创新和升级能力不足的问题；（9）龙头企业的形成与纵向联合的问题，等等。对于构成块状民营经济主体的中小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来说，这些方面的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如何通过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是已有的块状民营经济能够继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其他地区能够或快或慢地生成块状民营经济的关键，是发展块状化民营经济作为一种新战略思路是否可行的关键。

主要参考文献：

仇保兴：《小企业集群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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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礼：“走进分水：一个‘块状集聚’的制笔之乡”，http://www.china-writing.com/zjfs.htm（中国制笔网），2002年。

阿列克斯·英克尔斯、戴维·H. 史密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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